其實我想問隆‧哈維里(Ron Havilio)的問題是，倘使我們要呈現一幅自己土地民族的圖景給外人看，我們如何取捨自己的眼光(包含意識型態)和外人的眼光？我們是要拍一部給自己人看的電影，還是設定好了給外國人看的電影？

哈維里以《耶路撒冷記憶碎片》提出的西方人看耶路撒冷乃以西方人的背景渲染下解讀的耶路撒冷，與哈維里自己看波多西，幾乎是異曲同工。

話說哈維里的作品《波多西之旅》在本次台北電影節放映，片長有四個小時，內容是導演與妻子和三個女兒重新走一次三十年前(1970)其二十歲時蜜月旅行的路線，當時從阿根廷往秘魯途經玻利維亞，被波多西這個古老的礦城所震懾，重回波西多，再次體會波西多這個苦難悲愴之地之於當年的自己的意義。這部片試片的時候放映過，但是我沒能看，後來問了兩個影評人，評價天壤之別，一個翻白眼說「睡著好幾次」，一個眼睛發光說「好看喔」，因為題材是我有興趣的，仍舊興致勃勃地跑去看，哈維里這次有來台，剛好在我看的場次結束後有一場演講。

《波多西行旅》是非常好看的，但要說中途會讓人睡著也沒有錯，畢竟是家庭旅遊的紀錄片，地點是高山荒涼的不毛之地，情節大致就是安地斯山的風景，偶爾採訪少言的印地安人，三個女兒發牢騷，窺見導演和妻子好像有點不和的樣子。然而，《波多西行旅》事實上是很有魅力的一部片，波多西的悲歌令人動容，更讓人陷入沉思的是，波多西的悲傷對一個旅人而言有什麼意義？一個民族的悲傷對事不關己的局外人有什麼意義？我們都在尋找能投射自己心中的悲傷的事物嗎？我們都在找尋藉由悲憫來關照自己精神的價值的事物嗎？

波多西如今是一個殘敗之城，所以它對世人而言沒有任何價值，也不是觀光客會去的地方，但波多西曾經是赫赫有名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銀產地，波多西出產的白銀曾經餵養了歐洲兩百五十年的奢華繁榮，西班牙人強制黑人與印地安人進行採礦與提煉工作，這些有色人被奴役在暗不見天日的地方日夜勞動不斷相繼死去，更殘酷的是西班牙人把波多西完完全全地掏空了，這座城已死，什麼都不剩，如今的波多西人只能開採殘存的廉價礦石，除了採礦波多西沒有任何其他的工作，這裡是完全荒涼的不毛之地，而人們長時間在礦坑勞動只能換取超低微薄的收入，小孩子七歲就進礦坑，很容易就壞了肺，年紀很小的兒童就會唱歌詞內容是工作到死別無選擇的歌謠。

三十年後哈維里再訪波多西，帶著與當年的自己年紀相仿的三個女兒，一方面這是難得的家庭旅行(二女兒與三女兒各負責側拍與收音)，一方面可能希望女兒們感受自己當年的震撼。結果出人意表，女兒們對波多西的悲情完全不感興趣，並且指責父親態度一廂情願且主觀，對長時間待在波多西這窮困的荒城已到達不耐煩的頂點，均認為與其在這裡拍些無意義的東西不如趕快去巴西的海灘玩。

二女兒說得很明白，波多西對父親有什麼意義？就因為波多西的歷史的悲劇性？那這個世界上有類似歷史背景的國家民族多得是。

哈維里解釋當年選擇波多西做為蜜月旅行的地點，看到波多西的殘敗所感到的震撼，與了解波多西的歷史後受到的衝擊，讓他認為波多西別具意義的理由，與當時的自己左傾、反中產有關，這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懷，我上一個世代，我這個世代，多多少少有這種情懷，當哈維里提到福樓拜遊耶路撒冷時對耶路撒冷的殘敗抱以感傷，不也說是一種浪漫主義情懷？

但這終究是局外人的一種主觀，哈維里的女兒或許沒有哈維里的那種被波多西攫住的感傷，但她們的另一種眼光說不定是更貼近真實的，哈維里見到的印地安人的眼睛全部是絕望而悲愴的，是受傷害、被剝奪的，是心碎而空洞的，但女兒們看到的卻相反，她們看見這個與外面資本主義社會完全脫節的地方，人們單純地以自己的方式活著，他們沒有城市人的罪惡的痛苦，反而有單純之人的快樂。當哈維里要以以色列人的身分來呈現以色列的時候，以色列人真正的生活方式，以色列人自己的生命力，與西方人詮釋以色列的痛苦和悲傷相反，不就是女兒看待波多西的方式？

影片放映後的Q&A，哈維里回答我的問題讓我蠻吃驚的，雖然看影片時我大概就已經猜想得到哈維里是如何拍攝這部紀錄片。先前哈維里說了旅行的意義在旅行的進行中是沒有也無法覺察的，影片後來花了漫長的時間來整理剪接，但我看得出來這部片子哈維里有相當程度在拍攝前就對自己想要拍的東西很主觀地決定了，我也猜想他的剪接比例一定很低，不過哈維里回答低於1，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有想過該不會是1吧？那也太神了。)若非成竹在胸，剪接比例如此有效率是不可能的(哈維里全部用film拍的──簡直是發瘋了──非有效率不可)。我有幾次到國外拍紀錄片的經驗，到國外拍片在前置作業上有相當的困難，出國前能做的準備工作很有限，因為你無法先規劃好你要拍的東西，你不知道你要拍的東西在哪，你甚至不知道你要拍的東西是什麼，因為那些東西還沒發生。你如果什麼都預想好了，那就會是一部乏味失敗且沒有意義的作品，但是你什麼都沒預想，到時候什麼東西都拍不到。哈維里很堅持「真實」，他是很少見(老實說我甚至沒見過)拒絕「補拍」的導演；不只訪談部份他拒絕補反應鏡頭，他堅持每個段落的剪接一定要按照事件發生的時序(連說話內容也是，通常我們一段訪談有可能會做一些剪接上的調動，但哈維里不苟同，他認為受訪者說話的內容和情緒有一個進入情境的階段性變化，不可違背事實)，也因此任何錯漏的東西也不會補拍，因為時序就不對了(等於造假)。在堅持真實和精確的情形下，加上成本和工作困難度的考量(波多西的緯度非常高，所有人都患高山症，而使用膠捲拍攝的器材繁重)，哈維里肯定要能充分掌握自己心中的拍攝藍圖，這就是我認為「主觀」與「真實」衝突的地方。

最有趣的是，《波多西行旅》當中有個懸案到最後時才解開，關於三十年前的七人葬禮真相。其實打從一開始我就很懷疑整個拍攝過程這一家子人和當地人的溝通，因為哈維里一家人就只有出生在法國，生長在阿根廷，後來移居以色列的妻子會西班牙文，可是要知道，阿根廷說的西班牙文和玻利維亞說的西班牙文是有出入的，各個地方也有各個地方的口音，我始終感受彼此的交談理解程度有限。我總是一再強調語言溝通之不可信任的程度之劇，使用同一種語言都大有問題了，遑論不同語言，遑論對此語言認知的局限。這一點，益發突顯旅人觀點的自溺。

隆‧哈維里的演講，依我看可題為「耶路撒冷之有圖有真相」，不幸我連續坐了五個小時，累到頭痛而且脊椎很難受，而哈維里的演講根本只是才剛開始要進入正題而已，時間就到了，移師到外面大廳，我考慮了半天，還是回家去了。其實我是真的很想知道哈維里接下來要講些什麼。

哈維里的演講開場概述了以色列的歷史，然後用自己的作品《耶路撒冷記憶碎片》的片段來說明有圖有真相因此世人所知的歷史是靠圖像所建立的(這個話題在之前《用B級片眼光看歷史》曾經提過，不過那畢竟有點kuso味道，而哈維里則是很詳盡地從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從圖像資料來搜尋和建構過去的人的生活樣貌)，福樓拜的耶路撒冷之旅的敘述，與十九世紀耶路撒冷頹頃的圖景，耶路撒冷成了負載濃厚歷史悲傷的所在，正如哈維里所言，旅者的敘述是最有魅力的，我們透過旅人的眼睛來看所謂的「真實」，但哈維里有另一個版本的真實，他強調了電影藝術的強大功能。

哈維里開宗明義說明了影像的傳播能力，那個當下我就很想請問關於意識形態在創作中扮演的角色。《耶路撒冷記憶碎片》片長六個半小時，在本次台北電影節中分為上、中、下在三天放映，皆只有一場(其實台北縣藝文中心也有一場，住在板橋的人可以去看啦)，上集我錯過了，只好等著去看後面兩集，不知道我的疑問是否能從中找到脈絡。當我們以一部影片來為自己的民族歷史辯證的時候，是否有可能採取一種開放的意識形態，一種捨棄真理乃二分法的態度，一種無限的延展而非封閉性的解答？

(《波多西行旅》有好多鏡頭都會引我回想起去薩爾瓦多時的情景，當然薩爾瓦多與玻利維亞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地方，但畢竟會有貌似之處勾人回想。下面貼的是我在薩爾瓦多拍的一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