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禮拜看了伍錦濤的流浪舞團創團首演《野草》。「野草」象徵的是台灣精神，台灣的旺盛生命力與堅韌精神。老實說，剛看到這舞碼的主題，我有點錯愕，你知道，這個有人在標榜台客是台灣風格，有人又痛斥台客是污名化，用很剽悍乖張的姿態大亂鬥的時代，野草的詮釋就好像油麻菜籽這個詞一樣，未免太古典了吧？

但是《野草》的詮釋卻沒有錯，三十年前台灣是以野草精神創造奇蹟過來的，而今天，在檯面上一堆厚臉皮的人睜著眼睛說瞎話，用各種空洞浮誇的言語姿態表演，買空賣空的，或者扯爛污的底下，勉強支撐著台灣的依舊是野草精神。

《野草》這齣現代舞作，以蘆葦、升馬唐、香附子、車前草、問荊、飛蓬、醡醬草的姿態與特質描繪台灣，搭配三十年前台灣生活黑白影像，我原本的期待看到較為強烈的彈性、爆發力的展現，較乾淨俐落、絕對性作風的動作，但結果比我想像中柔美，舞者控制身體的完美度有待加強，韌度感不夠，但是有另一種內在軟性的細緻，這是非常有趣的，我發現這竟使得這齣乍看不合時宜的作品成了更貼切的隱喻。你知道，野草並不真的霸氣強韌，它其實不是大器的植物，要說不大器，許多不靠說台灣是世界第一強、世界第一勇、世界的中心來自爽就會翻臉的人肯定不能接受，但認真在生活的台灣人，並沒有要去坐飛機繞世界一週宣揚台灣榮耀才覺得不愧為當台灣人。

我忽然有種大夢初醒之感，這些年來，為何我們要忍耐那些高唱他們的台灣精神才是正版的瘋狗對我們頤氣指使？你講的愛台灣，台灣人應該有的作風，倘使才叫做「對的」，他媽的台灣被你們這種論調的人搞成怎樣了？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第二章裡，說明小說的意義是去追索存在的疑問，他舉海德格爾用一個公式in-der-Welt-sein (在世界中)來形容存在，「人與世界的關係不是主體對客體的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猶如蝸牛和它的殼，世界是人的一部份，它是他的維度，隨著世界變化，存在也變化。」在說到小說如何看待歷史時，昆德拉又舉其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為例，說明歷史不是背景，歷史本身就是存在的情境。「特麗莎突然明白，她屬於弱者，屬於弱者的營壘，弱者的國家，她應當忠誠於他們，正因為他們是弱者，他們在說話時喘著氣，沉醉在軟弱中的她離開了托瑪斯，回到布拉格，回到弱者的城市。」

假使在台灣，有人敢說這是弱者的城市，弱者的國家，哪還不被千夫所指。但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裡，特麗莎的主題是虛弱的，特麗莎的祖國也變成虛弱的，我忽然悟到，在「布拉格之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之民主化運動，結束於蘇聯武裝入侵)的背景下，人們會以為特麗莎是布拉格的隱喻，錯，布拉格才是特麗莎的隱喻。

我頓時明白，從頭到尾，我根本沒必要去跟誰辯論我愛不愛台灣、我說的台灣精神對不對，對你來說，台灣是你的，那是你家的事，對我來說，台灣是我的，我的尊嚴，我的屈辱，我的家，我的土地，我的生命，沒有任何人有資格來教我台灣人應該如何、我愛台灣或不愛台灣，沒有任何人有資格爬到我頭上來給我貼標籤扣帽子，因為，台灣精神，我說了就算，因為我，就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