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們在討論人類歷史上的災難、因為人為的錯誤造成的悲劇，我們都會用一句老話，說我們要從歷史的教訓學習如何避免犯同樣的錯，老實說，我始終覺得這種論調根本是空洞、沒有意義的，到底有誰在這樣學習？到底有誰，因為這樣的學習，阻止了人類犯相同的錯？別唱這種虛無的高調給我聽，如果有，為何這些重複的錯誤，是今天、是眼下的時刻都仍在進行著的？

我其實相信這樣的歷史形成，是一種Chaos，一隻蝴蝶的拍翅如果能釀成颶風，我們有辦法先捉住這隻蝴蝶避免它振翅嗎？我們又怎麼知道是哪一隻蝴蝶掀起颶風，我們又怎麼知道是一隻蝴蝶還是不只一隻，或者還有另一隻畫眉鳥？

我們怎麼去找出一個最好的方法看待過去的傷痛？

我始終很在意一件事，就是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 的自殺。身為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見證者，普利摩‧李維與維克多‧法蘭可(Viktor E. Frankl)採取不一樣的方式來看待這段慘痛經驗，維克多‧法蘭可開啟了人們尋求意義的生命的性靈追尋，普利摩‧李維則採取理性、分析式的態度去對人性抽絲剝繭。這種理性的、分析性的態度，雖然和寬大不同，但超越了仇恨。無論是維克多‧法蘭可，或者 普利摩‧李維，其實都在尋求一種治療，讓自己能從這個仇恨的痛苦中解脫出來。為什麼我在意普利摩‧李維的自殺？因為學化學的普立摩‧李維和學化工的我的思維非常相近，看待人、看待世事的方式很相近，試圖把自己從仇恨引導開來時使用的理性很相近。

但是沒有遭遇過這種大規模的歷史悲劇的人，很難真正體會那種痛苦，我輩生於太平盛世者，只能對仇恨這種人性的原罪有所了解，卻不了解恐懼。

我父親曾經被日軍毆打，被日軍用槍指著頭卻逃過一死，對方沒有真的扣下板機。從那以後，父親對日本人的憎恨沒有一天減少。但是這麼幾十年來，我很了解父親心裡的陰影，戰爭帶給他的、影響最深遠、至今脫離不開的，與其說是仇恨，不如說是恐懼。恐懼，不但沒有減少，甚至隨著他的年紀增長，那些久遠的記憶非淡去反而鮮明，那種令人窒息的無法掙脫的恐懼在即使威脅已經解除仍然日漸加深。

如果不知道災難所帶來的恐懼陰影的深切，就無法體會人類走到今日因為無數人的流血努力換來的安逸、自由的可貴。如果不知道災難所帶來的恐懼陰影的深切，就無法體會今日享有的安逸、自由有多脆弱，隨時有可能消失。當這些東西將被奪走的時候，我們如何守護？

上一週在光點舉行的加台人權影展來不及介紹(但下週在新竹影像博物館有放映)，我想把《神聖與恐懼》這片的部分內容放在此，沒有看到影片的人，能夠從這些旁白感受電影帶來的沉思。《神聖與恐懼》這部紀錄片的導演Velcrow Ripper花費五年的旅行，到世界各地的災難現場，印度、柬埔寨、奧茲維辛集中營、廣島、紐約、阿富汗、巴勒斯坦，期望在黑暗裡尋找希望，在恐懼中發現神聖之光。這裡雖然沒有影像，但是這些旁白與採訪的文字卻非常詩意動人。

「世上最可怕的工業災害現場，聯合碳化殺蟲劑工廠事件，1984年的某個夜晚，廠內一個氣閥爆裂開來，釋出毒氣籠罩睡眠中的全村，多達八千人當場中毒死亡，數千人在往後幾年內陸續死去。政府部門絕不會主動參與救援，除非有人逼他們這麼做，還有件事也逐漸明朗，印度官方和外資站在同一陣線，災後廠方盡全力規避責任，當醫生詢問毒物成分以便救援，廠方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透露，即便墓園與焚化廠屍積成山，廠方仍堅稱僅是催淚瓦斯外洩。」

「對我而言，集體靈魂是神聖的。就像是我們設立診所的時候，剛開始的時候，人並不多，一百、一百五、兩百人，聚集在工廠前的人慢慢增加，以往這地方是禁止進入的，但在那天，奇蹟降臨了。做妻子的唱著歌，呼著口號，平常連家門都不跨出的主婦們，來到大門，將它推倒，擊破古老而巨大的鐵門，蜂擁而入。沒有一個人掉眼淚，因為能進來，大家都很開心。這件事有其象徵意義，雖然在本質上無法撼動對方，但卻是某種自我權力的確認，是魔法發生了作用。那天晚上，有人送來木材，有人送來鐵皮，就在一切都還無以名狀時，一座完整的診所就蓋好了。第一座在佔領區內設立的診所。」

「阿基被赤柬抓走時才五歲，他被教導如何用槍、發射火箭，製作土製炸彈，以及鋪設地雷，因為他個子小，動作靈活。『當他們恣意殺戮，即便是我親友，我也無法做任何事，如果我憤怒，也會一併被殺死，因此，我只能保持沈默，為求保命，我只能硬擠出笑容，哈哈哈的笑，你知道的，我們絕不能說「住手！」「別殺我的哥哥姊姊父親！」只能看著，笑著，如他們所願。』越南入侵時，阿基選擇投敵，與越南軍隊一起對付赤柬，聯合國抵達時，他順勢加入，協助拆除他親手埋下的地雷，在國際和平組織撤離的今日，除雷的工作仍艱鉅而漫長。….有時我一天拆五十枚地雷，有時一天拆一百枚，地雷真的很多、很多。阿基全力投入除雷工作，只用一根簡單的木棍，他漫遊在危險的曠野與叢林，每年拆除成千上萬的地雷，這工作是他終生的職志，無論對他，或是這殘破國家，都是一種療傷止痛的方式。」

「一個男的見我在拍戰爭殘骸，便指著人行道，說這裡有22個人被炸彈炸死，當時他們排隊等著領碎麵包…我看到一個女人死在街上，當時戰爭剛爆發，窗戶上都還有玻璃，情勢一夕間急速惡化，沒人敢移動屍體，死者在街上曝屍三天，就在我們的窗戶前，我們卻束手無策。在屋裡，生活如常進行，吃飯、睡覺、作息，此後，看見死人變得稀鬆平常。」

「阿米娜仍住在那間公寓，就與知名的「狙擊巷」相鄰，與丈夫聶賈達一同生活，他們的藝術創作從未間斷，即使在四年塞拉耶佛攻城戰中。『塞爾維亞人的射擊是有節奏的，咚噠噠噠咚、咚噠噠噠咚，這是一段音樂，他們的國歌，連射三輪之後，子彈打完，聶賈達必須更換彈匣，裝進步槍，你知道的，只有幾秒鐘，這是我們跑過街道的唯一空檔。』我一直想透過藝術理解世界，但對被困的阿米娜夫妻來說，藝術創作成了活命的必要工具，如果成天只想著戰爭，你鐵定會發瘋。你知道，我們沒有自由，但在靈魂深處，卻是自由的，沒有規則、沒有疆界，你能隨意運用這自由。」

「核爆後數十年，他們仍被迫緘口，不得訴說自己的故事，羞恥感讓他們不露隻字片語，這絕對是一種二度傷害。巨變當天，小倉在廣島街頭玩耍，當時她只是個小女孩，她也被告誡，什麼都別說，我們試著遺忘，讓歷史噤聲。十年後，比基尼島舉行核爆測試，我們既驚訝又絕望，我們原以為核武結束了，日本是最後的受難者，但人們仍在生產核子武器，難道他們不知到這有多可怕？」

「當時我八歲，我仍清楚記得曾爬過的階梯，我想俯瞰整座城市，而家裡後方山上有座神壇，每一階上，都有人逐漸死去，他們抓住我的腿，捏著我的腳踝，我當時害怕極了，所有人都在哀嚎「救我！救我！」。整座城市被黑暗籠罩，漆黑與豔紅，遍地火焰，樹木燃燒，人們不斷呻吟說「水，給我水！」。於是，我拿水給這些瀕死之人，但他們一喝下水，就立刻死去，就在我面前。」

「我來到位於巴基斯坦的難民營，與一個名為RAWA的組織接觸，阿富汗女性革命聯盟，嚮導是一位化名柔雅的女孩。柔雅帶我們穿過一道小門，來到RAWA的秘密女子學校，他們的網絡包括學校、孤兒院，移動診所等，專為女子設立，遍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難民營，這是她們唯一接受教育的機會，一旦被塔利班發現，便被迫逃亡。….RAWA養育並教育了她們，她們的父母都在1994年被殺害，國家當時被「北方聯盟」所統治，一個極端殘酷的激進聖戰組織。下週她們要上街遊行，柔雅離開後，飯店經理跟我說『你若被發現去遊行後果很嚴重，塔利班會殺死她們，然後是你。是真的殺死，不是電影裡演戲。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他說的沒錯，沒人知道我在這個邊境小鎮，要讓我消失簡直易如反掌，我不愛槍，從來沒喜歡過，無怪乎我拿著AK-47時一臉呆樣，廠商讓我拍槍的條件就是拿著它。」

「遊行時，我神經繃到最高點，眾目睽睽，彷彿周遭盡是密告者，最後，我聽到女人低吟的聲音，遊行時，孤兒們站在第一線，柔雅拿著擴音器，握著我的手她的臉龐散發光芒，她微笑著，隱身進遊行群眾中，人們開始唱歌，或許，這是她的神聖時刻，當遊行的女人們行吟而過時，我只是呆站在一旁傻笑，就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有了抵抗的力量！即便我手無寸鐵，跟伙伴一起，我有了力量。」

「911後幾週，和其它紐約人一樣，延慶上師也來聯合廣場公園暫避，時代廣場是屬於大企業的，聯合廣場則屬於人民。『我以中東穆斯林的身份站在這兒，你們有些人會認為此舉挑釁，昨天，兩個女孩兒被活活打死，一個12歲，一個13歲，兩人都帶著頭巾，我只想說我完全理解情況，在我們的國家，類似的事情天天上演，在街上，每天都擔心炸彈落下，我每天都來，直到疲憊不堪，凌晨四點、五點、六點，我完全不在意，我點蠟燭是有意義的，我希望人們面對現實，還有人被埋在瓦礫下，殘骸四散遍地，我們必須繼續哀悼，就算不斷被清理掉，我還是會一直來，點燃蠟燭，因為我想讓人們持續來這兒，坐下，然後哭泣，很多人至今還沒掉過眼淚，這是對亡者的悼念與追憶。』『對，沒錯，無辜的人喪生，5,000人喪生。妳去喀布爾大聲疾呼看看，看有沒有人想理妳。』『我已經說了－戰爭是不好的！』『那為何我們被捲入戰爭？』『你說得對，但我們還是被拖進來。』『妳們將十歲小孩訓練成軍人，普通百姓有人在挨餓，讓他們成為劊子手，結果我們的同胞被殺死。不明白嗎？我們同胞被殺死！我們該怎麼做？敲鐘嗎？』

「若從全球的觀點來看，把時間、空間拉長，或許……這災難其實是一種恩賜，這很難闡釋，很難去理解，但若世人能看見自己的苦難，感受自己的脆弱，便能對他人的苦難有所覺察。」

「往喀布爾的飛機滿載朝聖者，他們剛從麥加年度朝聖回來，阿富汗的土地在下方展開，炸彈仍一再無情落下，轟炸已然被炸過的地方，我被牽引到這，柔雅的祖國，想看看是否存有一絲光明。路上，司機為我更新局勢，「一枚火箭剛爆炸，這種事一週會發生兩三次，其他地方情況更糟！拍被美軍轟炸的坦克時要小心，會有耗乏鈾殘留，若真要拍，拍俄國坦克好了。另外，千萬別拍美國大兵，他們會以為相機是槍。」

(你看吧！阿富汗人至少只殺敵人，美國人見什麼都殺。為什麼？他們比阿富汗人強大，卻比阿富汗人恐懼，因為他們不像阿富汗人一直都生活在死亡裡，他們只要一害怕生命受威脅，立刻什麼都不管了。美國人真的管過正義、公理嗎？

下一段，導演來到一家荒廢的電影院，旁白說，「塔利班統治時，這裡空空如也，播放電影是被禁止的，禁止名單一大串，包括－跳舞、穿白襪、放煙火、風箏，今天，你想放啥影片都可以，只不過沒放映機、放映師，也沒有觀眾。」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塔利班在的時候，什麼都不能做，美國人來了以後，什麼都沒有了。整個城市被炸成荒地。)

「在巴基斯坦難民營，我聽到個故事，有個阿富汗歌手，蘇菲教徒，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由於塔利班政權嚴令禁止，他不得演奏，甚至聽音樂，但他不能沒有音樂而活，一天，他想到解決之道，政府沒規定不能養鳥，因此他開始飼養禽鳥，他不管羽毛漂亮與否，而是用歌聲作挑選，從此他的屋子又充滿歌聲。」

「在音樂街，我首先來到尤瑟夫的店，他家族製作魯特琴已400年，他沒聽過我要找的音樂家，但他哥知道另一位蘇菲音樂家，同樣也被禁止演奏。我踏上一段新的旅途。「塔利班劫掠我的房子，為了逮捕所有音樂家，摧毀所有樂器，並將音樂家處死，我躲了起來，把魯特琴埋進土裡，逃難時，我把家當全部拋下，孓然一身來到巴基斯坦，家鄉只埋了一把琴。」經過四年的流亡生涯，沙沃終於回到所謂的家，如果有人想成為蘇菲教徒，他就得變得像土地一樣，因為土地施予一切給萬物。多年來，是土地保護了他的魯特琴。」

「下午三點，我太太打電話給我，說在耶路撒冷市中心有爆炸案，我說不要緊，別大驚小怪，我發現自己在街頭奔逃，希望這次別被死神眷顧，一點一點，慢慢地，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冷血，卻不知死神已步步進逼，當晚，我來到太平間，看到一幅永生難忘的景象，從那一刻起，你完全變了個人，徹頭徹尾，從裡到外改變－，價值觀、人生觀，所有一切，連基因都改變了，你回到家，只有孤獨一人，只能望著鏡中的自己，要如何面對這不可承受之痛？巨變之後，餘生該如何度過？你已完全變了個人，人們通常會有兩種反應，最自然，也是大多數人選擇的，就是尋求報復，當你14歲的女兒被殺，你會極度憤怒，想要報仇，這很正常，這是人之常情。」

「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恆，死者的照片被到處張貼於牆上，其中一張幾乎到處都有，是一位叫克莉斯汀的女孩，父母分別叫喬治和娜吉瓦，是住在伯利恆的巴勒斯坦基督徒。「當時是晚上六點半，我們開車上街購物，有三輛軍用吉普車停靠外面，但卻沒有軍人在附近，他們正準備伏擊兩個哈瑪斯份子，偏偏他們開的車子跟我們一樣，在同一時間開到，在一陣槍林彈雨瘋狂掃射後，我女兒克莉斯汀當場被打死，她當時正坐在車子裡，她因為能出來而笑得很開心，車子裡，地上彷彿一攤血池，我去抱她時，手上全是血，我不敢相信，你不禁開始幻想若殺死另一個人，能否救回女兒？讓別人痛苦能否減輕我的痛苦？我必須花很久很久的時間，才能選擇另一條路，去理解這一切為何發生，這種事怎麼會發生？，然後明白自己有了責任，如何努力讓悲劇不再上演？」

「大衛達米林骨子不是軍人，他不過一位義務役士兵，他之前是一個學生和平運動的領袖，準備加入名為refusenik的團體，裡面聚集了拒絕派駐佔領區的士兵，一天，在一個邊境哨站，他被一個巴勒斯坦狙擊手射殺身亡。「在大衛被殺死後，我嘗試逃避，卻發現徒勞無功，陰影如影隨形，無法擺脫，我找一位心理學家聊，她說－羅比 達米林，你現在自由了。我聽了嚇一跳，我說「我不懂妳的意思」，她回答「因為你已經沒有恐懼了，你可以做任何美好的事！「還有什麼事能傷害到你？」我真的想做些改變，為了自己，找尋方法，與巴勒斯坦對話，雙方其實有許多共同點，比他們所知多更多。」

「深切體認到喪親之痛，羅比、喬治、娜吉瓦、拉米四人加入一個匯集以巴兩國人的組織「喪親家庭同盟」，這個組織所有活動的目的，就是要摧毀仇恨與恐懼之牆，總有一天，高牆會倒下。「我們在兩國間建立電話熱線，03年以來，已有六十萬人對話，這是一種促成溝通的方式，我們的努力就是要促成對話，去除誤解和污名化是必要的。一年半前，當死亡人數累積達一千兩百人時，我們在聯合國大樓前放置棺材，一千兩百口，覆蓋兩國國旗，一幅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當你拿出你死去小孩的照片，他突然變成了云云眾生的一員，我把大衛的照片給許多巴國媽媽看，而當我看著她們的孩子，當我看著克莉斯汀，其實看到的是眾生之子，對於以色列人，我沒有恨，他們一人犯了錯，不是全部，他們和我們一樣受苦，我不要任何人和我一樣受苦，成為傷心的母親。」

很多時候，我們無法阻止災難發生，我們甚至明明知道可以防止卻做不到，那麼，我們能從中學習到的，也許只是我們自身能做什麼，從我們自己身上發現什麼，我們追求的神聖之光不在外，而在內。

文中藍色字體為引用電影字幕，翻譯者為王師。在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