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記憶，總是有歌的。1970年代，我的母親陶曉清一面主持西洋熱門音樂節目，一面推廣台灣青年創作歌謠，家裡到處堆著錄音帶、唱片和詞譜。七十年代後半，「民歌運動」最熱鬧的那幾年，母親經常籌劃主持演唱會，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時便到我們家裡開會。我們家客廳鋪滿了褟褟米，很是寬敞，大夥便席地而坐，縱論暢談。母親心疼其中幾個離家求學的孩子難得喫頓好飯，常常邀請他們早點兒過來一起晚餐。長大之後讀到文壇前輩回憶林海音、劉慕沙昔時照顧年輕窮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親當年照顧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來，那些歌手當時多半都是二十郎當的大孩子，母親也纔三十出頭，大家有得是青春銳氣，不知江湖險惡，個個天真熱情，志比天高。原本說是開會談正事，後來總得岔題，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剛寫的新歌給大夥評判，有人說起自己坎坷的成長史，感動得女孩們拭起眼淚。當然，戀愛和失戀的故事總是少不了的。我那時還是滿地亂跑的小娃娃，那些常來串門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寫給他們同齡人聽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個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親從未主動「教」我聽音樂。那些歌總是觸手可及，我卻從未想過要跨前一步，走進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學，纔稍微認真聽起西洋音樂，先是和同齡孩子一樣，瘋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繼之偶然向母親借來一捲Beatles卡帶，這一聽，當下流行的新歌盡皆失色，我一頭栽進父母輩的搖滾世界，萬劫不復。
1987年，台灣解嚴，我上了高中。課堂上，老師小心翼翼提起那些被封印了幾十年的詞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單、二二八......。課室外的社會動盪激騰，我則罩著耳機，飢渴若狂地聽著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搖滾，渾然不知台灣流行音樂也正邁向史無前例的高潮。然而，再愚鈍的孩子也該感覺得到：我們正在經驗一段不平常的歷史。
高二那年，一個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不知怎地想起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1983）：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剎時彷彿一道閃電擊中腦袋，我想通了：這首歌唱的從來不是那障眼的副標「致中南半島難民」，而是我們自己的歷史（彼時我並不知道，這早已是許多資深樂迷心領神會的祕密）。
這樁發現狠狠震撼了我。我覺得自己似乎錯過了許多饒富深義的歌詩，它們埋藏著重重的線索，每一條都與我們的集體記憶血肉相連。
不久，「出走」去國三年的羅大佑終於返台，以《愛人同志》（1988）高調復出。那陣子來家裡拜訪母親的音樂圈同行，提起這張專輯，都是一臉的凜然敬畏。我在信義路復興南路口「水晶大廈」一樓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錢買下這捲卡帶，那是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錢買的國語專輯。之後，又陸續補齊了羅大佑的舊作：《之乎者也》、《未來的主人翁》、《家》、《青春舞曲》。聽完這幾張專輯，益發飢渴，於是接著溫習李壽全的《八又二分之一》（1986）、紅螞蟻的第一張專輯《紅螞蟻》（1985）、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靈》（1986）、黃韻玲的《憂傷男孩》（1986）......。它們離當時的我不過兩三年光景，卻是我來不及在第一時間參與的青春期，那原只屬於長我一兩代的前輩。是沈鬱的黑色羅大佑，開啟了這趟回溯台灣歌史的旅程。
1989年上大學之前的暑假，中廣「青春網」開播，我應邀在藍傑的「回到未來」節目擔任固定來賓，逐週介紹Beatles，是我DJ生涯之始。同時，台灣漸漸有了「地下音樂」和「地下樂團」的聚落，這兩個名詞，就跟彼時同被冠以「地下」兩字的「地下電台」、「地下舞廳」一樣，充滿了八十年代末落草結黨的邊緣氣味。同人廠牌「水晶唱片」辦的「台北新音樂節」，史詩般聚集了林暐哲、李欣芸、吳俊霖（伍佰）、葉樹茵、史辰蘭這些名字。王明輝領軍的「黑名單工作室」出版了《抓狂歌》（1989），是台灣第一張福佬話發音、深具政治社會意識的搖滾專輯，他們巡迴校園，在台大福利社前的小廣場開唱，同學們端著便當凝神傾聽陳明章唱「慶端陽」，林暐哲唱「民主阿草」（陳明章在中段客串上街抗議的老兵，高聲幹譙，全場鼓掌）：
透早出門天清清 歸陣散步來到西門町
看到歸路的警察和憲兵 全身武裝又擱向頭前
害阮感覺一陣心頭冰
咱來借問矣警察先生：今嘛已經民國七十八年
是不是欲來反攻大陸準備戰爭？
還有拄著一對拐杖、個頭瘦小的葉樹茵，她唱了「傷心無話」（陳主惠是不是在她旁邊拉大提琴？），還有SuzanneVega的MarleneontheWall。歌聲凝鍊澄澈，足以鎮住那個躁鬱症的年代。
我這個「外省囝仔」是從《抓狂歌》纔開始學福佬話的。《抓狂歌》問世適逢解嚴後首次大選，本想緊扣沸騰的社會氣氛，賣他個一百萬張，沒想到全部歌曲被新聞局通令禁播，註定只能成為小眾經典。所謂「台語搖滾」還是得等1990年林強推出《向前走》，纔真正蔚為風潮。MV裡的林強和一群青春男女在新落成的台北車站大廳群舞，高聲唱著「啥咪攏不驚」，一無所懼，理直氣壯，彷彿未來只能是一波持續漲潮的大浪，一條不斷上升的長紅曲線。
當時我並不知道：「新母語歌」的脈絡早在那之前已有不少鋪陳。聽聽潘越雲1983年的《胭脂北投》，甘儂作曲、林邊作詞的「心情」，已為後來陳明瑜、路寒袖的「雅詞」路線做了漂亮的示範：
心情親像一隻船 行到海中央
海湧浮浮又沉沉 就是阮的心情
每日想伊想不停 親像風吹一陣又一陣
每夜做夢夢見伊 親像伊在阮身邊
為著要見伊 只有夢中去
為著夢中見 日時變半暝
心情親像一片雲 飛到天西邊
日頭落山的黃昏 就是阮的心情......
還有1987年陳揚作曲的《桂花巷》，吳念真用七字句填的雅詞：
想我一生的運命 親像風吹打斷線
隨風浮沈沒依偎 這山飄浪過彼山
一旦落土低頭看 只存枝骨身已爛
啊 只存枝骨身已爛......
花朵較醜嘛開一次 偏偏春風等袂來
只要根頭猶原在 不怕枝葉受風颱
誰知花 等人採 已經霜降日落西
啊 已經霜降日落西......
阿潘這一路的探索與積累，到1988年《情字這條路》開花結果，用時新的國語唱片製作手法，做出了轟動市場的「新台語歌」專輯。這種兼容並蓄、融鑄新舊的路線，大約在1992年江蕙《酒後的心聲》臻於極致，終於打破了「台語歌」與「國語歌」之間族群、階級的藩籬，從農鎮漁村的家用伴唱機到都會上班族聚集的KTV，人人朗朗上口，歌之不輟。我自己是在多年後纔回頭補課，重新認識那些年少時視為理所當然而不免輕忽的歌，從而對彼時創作製作團隊的才情與野心佩服不已。
1991年，仍以本名吳俊霖行世的伍佰在羅斯福路和平東路口地下室的「息壤」駐唱，我和好友吳清聖常常攢了錢一塊兒去看。為伍佰暖場的是一對來自淡水的「那卡西」盲歌手，他們好像每週固定在「息壤」演唱，現場觀眾大多在他們演出的時段心不在焉喫喝聊笑，報以禮貌的掌聲，誰都沒想到金門王、李炳輝會在六年後以《流浪到淡水》紅遍全國，成為家喻戶曉的大明星。伍佰那時玩的是藍調味兒極重的搖滾樂，新創曲之外，他改編了幾首古老的台灣歌謠，賦舊曲以新生，尤其令我驚奇。周添旺詞、楊三郎曲的「秋風夜雨」（1954）原是哀婉的慢歌，在伍佰手上變成了快板的重搖滾，電吉他riff密如驟雨，伍佰在熾烈的燈光中揮汗唱道：
風雨聲音擾亂秋夜靜 時常聽見蚯蚓哮悲情
引阮思鄉不知雨水冷 自恨自歎幸福未完成
啊......前途茫茫 宛然失光明！
唱到這兒，伍佰總會倏地抬起彈琴的右手，遮住雙眼。一個不能更簡單的動作，卻輻射出極其迫人的氣勢，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伍佰萬夫莫敵的舞台魔力。他把一首悲情苦悶的「老台語歌」化成了澎湃激狂集體宣洩的儀式，台灣人幾代的壓抑，彷彿都在他粗獷的歌聲和暴烈的電吉他中一夕釋放。許是初次的記憶太嚇人，後來錄成唱片的「秋風夜雨」，我總以為沒有完全捕捉到當年親眼目睹的威力。
儘管首張專輯《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1992）銷售慘澹，伍佰的現場煽動力很快在台北藝文圈傳染開來，「息壤」煙霧繚繞的地下室擠滿了看客，大家猛力敲著啤酒瓶，跟著他一起大吼「思念親像一條河」、「愛你一萬年」。後來他轉戰光復北路的「TheGate」，門票也跟著漲價，伍佰演出當天總有長長的人龍等著一睹傳奇。1994年伍佰在「魔岩」推出《浪人情歌》，次年出版《枉費青春》實況專輯，靠著一場場演出累積的人氣，專輯相繼狂賣數十萬張，把伍佰推上了巨星的舞台，成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佔領娛樂版面的吉他英雄。伍佰後來在《樹枝孤鳥》（1998）、《雙面人》（2005）繼續探索母語搖滾，成果斐然，有人認為他在離開「地下音樂圈」之後的作品不若「波麗佳音」時期的少作，我是始終不同意的。
1992年，還在「青春網」當實習DJ的袁永興在錄音室放了一首歌給我聽：那是第九屆「大學城」比賽的冠軍作品「問卜歌」，來自文化大學，竟是用客家話唱的！永興說，比賽前夜，他看著他們在宿舍屋頂對著星空彈唱這首歌，感動得無話可說。襯著激切的刷弦和提琴，謝宇威高亢的嗓音揚起，這是我聽到的第一首新生代創作的「新客語歌」：
今夜又是汪汪的月光 月光恁靚一切不如昨
啊 觀音佛祖 媽祖娘娘 義民爺爺 弟子請問啊
今夜又是炎炎的端陽 稼埕唱山歌的阿伯今何在
啊 觀音佛祖 媽祖娘娘 義民爺爺 弟子請問啊
今夜又是舒爽的中秋 公廳講古的叔婆今何在
啊 觀音佛祖 媽祖娘娘 義民爺爺 弟子請問啊
今夜又是難得的上元 你屋下的人到哪去
上班的上班 賭博的賭博 簽牌的簽牌 湯圓沒得吃哪......
這是一首劃時代的傑作，那溫度、那色彩，和「黑名單工作室」的「台語搖滾」截然不同，卻都滿溢著一股躁鬱的時代氣味。謝宇威能唱能畫，為人慷慨善良，創作之路走得辛苦，多年來屢屢為生計奔波，卻從未放棄音樂理想。他2003年獨立製作的《一儕‧花樹下》細膩而大氣，是值得被更多人銘記在心的傑作。
九十年代初，幾個和我同齡的淡大學生組成「觀子音樂坑」樂團，企圖融合客家歌謠和搖滾，唱了不少帶著草根實踐意識的歌。後來「觀子音樂坑」改組成「交工樂隊」，我在多年後和「交工」的林生祥、陳冠宇結為好友，纔認真回頭補聽他們「觀子」時期的歌。也是透過他們的引介，我纔知道早在1981年，搞樂團出身的吳盛智就已經做出了極為老辣的客語搖滾專輯《無緣》，實驗的步伐踏得比羅大佑還遠。可惜天不假年，吳盛智在1983年車禍驟逝，念茲在茲的原創客語專輯畢竟沒能做完。這個任務得再擱上幾年，讓下一代的年輕人來完成了。我想吳盛智在天之靈，若聽到《我等就來唱山歌》（1999）、《菊花夜行軍》（2001）和「交工」解散後林生祥與「好客」樂隊的作品，應該會很欣慰後繼有人。
讀台大那幾年，校門口常有學生拉起布條示威，邀來剛出獄的黨外前輩講演。我的福佬話程度仍然太差，只能從聲嘶力竭的長段演說勉強辨認若干單詞。一位大氣研究所的學長常在那些場合頭綁布條揹著吉他登台，彈唱火力旺盛的抗議歌曲，一口地道彈牙的福佬話，行雲流水，功力極是要得，連我這種聽不懂歌詞的都被打動了。他叫朱約信，後來在「水晶」出了DIY式的個人專輯，請來吳俊霖擔任客席吉他手。專輯內頁唯一的照片是位巧笑倩兮的校園美女，和裡面那些抗議歌曲的主題毫無關係，據說那是朱約信的女友，後來兩人果真終成眷屬。當年我們常常借台大對面巷裡的長老教會視聽室看「藝術電影」，那部大電視旁邊擺了滿滿一櫃錄音帶，都是朱約信的田野錄音紀錄，記得其中有一整排陳明章的校園巡迴實況。將近二十年了，我仍偶爾痴想那些錄音不知有無機會重見天日。
1994年朱約信以「豬頭皮」之名進軍主流市場，出了極成功的「笑魁唸歌」系列。「水晶」則在虧損多年之後黯然淡出，老闆任將達時運不濟，內外相煎，空有經世抱負，卻總是功敗垂成。在那個暢銷唱片動輒幾十萬張的年代，「水晶」出版的專輯沒有任何一張沾得上「暢銷」兩字的邊，卻著實深深啟蒙了一代文藝青年。想來不少當年的熱血知青，老家抽屜裡還藏著一排「水晶」卡帶捨不得扔呢。
1989年，陳淑樺的「夢醒時分」大紅特紅，專輯狂賣八十萬張，打破國語專輯銷售紀錄，葉啟田的《愛拼才會贏》更是氣勢如虹，賣破一百萬張。我忙著聽老搖滾和台灣「地下音樂」，對它們反倒沒太著意。股市、六合彩、房地產和街頭運動一齊狂飆，「台灣錢淹腳目」再次成為流行語，許多暴發戶開始牛飲XO、戴一只鑲滿鑽石的「滿天星」手錶。輾轉聽說某某學長也在號子開了戶，賺了大錢買了車，課都不大來上了（當年一個文學院學生竟能擁有自己的四輪轎車，看在苦哈哈的同學眼裡，簡直就是『階級敵人』）。聽說他走闖江湖，人面甚廣，後車廂經常藏著一支黑星手槍。
回想起來，那恐怕是我這輩人經驗中最接近「亂世」的時期了。1989年底，滾石唱片邀集旗下最頂尖的創作歌手出版合輯《新樂園》，當時還是「小眾歌手」的陳昇錄了一首長達六分半鐘的「細漢仔」，描寫庄腳囝仔到台北闖蕩江湖，在黑金橫行的都市暗角出生入死，終於成為槍下亡魂：
阿媽帶著媳婦哭哭啼啼找到了城裡
酒店的老板四處迴避 他正忙著競選立法委員
帶話的人說「哭么我找無你尪」
在一個寒冷無風的夜裡
有人靜靜地漂浮在新店溪
細漢仔這一次終於真正的不言也不語......
1992年陳昇和黃連煜合組「新寶島康樂隊」，在「一佰萬」和「壞子」這些歌裡，我又看到了「細漢仔」的悲劇，同一則故事，相異的敘事角度。每次聽到這幾首歌，我總會想起學長後車廂裡那把不知最後是否派上用場的黑星手槍。
大學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業」是一份發行量四千份，名喚《台大人文報》的校園刊物。高我兩屆的哲學系學長黃威融是它的創刊主編，也是我的哥們兒兼mentor。我們在公館徹夜營業的「人性空間」之類小茶館浪擲無數吸菸長談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裡只賸我們這桌賴著不走的客人。等老闆娘終於撐著惺忪睡眼來下逐客令，威融便騎機車載我去「校園書房」巷口小攤喫凌晨開賣的當歸豬腳湯，兩人一面啃著豬骨頭，一面繼續剛才未完的辯論。彼時我們的時間簡直多得揮霍不完，卻又焦慮得恨不能一夜學會所有武功秘笈，一口氣解決所有國族社會文化的難搞問題。
威融畢業等著入伍的某一天，我們照例窩在哪裡熬夜瞎聊。他用一貫戲劇化的激動口吻，宣稱高雄亞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張《台灣歌謠傳奇》是史上最他媽屌到令人無言以對的專輯。他用神蹟再顯的表情描述一個個我彷彿聽過、卻依舊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吳晉淮、陳芬蘭、方瑞娥、紀露霞......。
「以後出國留學，這套CD一定是貼身必備，你看噢，在歐洲還是哪裡對不對，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媽超想吃滷肉飯配魷魚羹，可是就他媽吃不到。那只好拿出這套CD，隨便放哪一首文夏，幹，立刻痛哭流涕......。」他當時大約是這樣說的。
當年亞洲唱片耗時費力搶救許多1950到1960年代慘遭禁播的老台語歌母帶，以彼時最高的技術規格重新數位化、發行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聲」的老錄音，音質清晰生動直逼「發燒級」。更棒的是每張才賣一百多塊，幾乎比錄音帶還便宜。於是我第一次聽到了原版的「黃昏的故鄉」、「思慕的人」、「懷念的播音員」、「暗淡的月」、「孤女的願望」......，那些歌裡映照的老台灣，如此遙遠，卻又如此鮮活立體。我完全同意學長的評價，它們實在是屌到令人無言以對。
幾年之後，亞洲唱片再接再厲，一口氣出版了全套六十張CD、九百多首歌的《台灣歌謠傳奇》（現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請回家，一張一張聽，愈聽愈驚奇，原來當年的老台語歌不只從東洋借來許多靈感，也狠狠地玩過黃梅調、古巴爵士、愛爾蘭民謠、上海時代曲、西部鄉村、草根搖滾......，從那些簡直光怪陸離的歌裡，我發現了一個被後來的時代敘述徹底掩埋的音樂場景。
1993年我昇大四，《台大人文報》出版「台灣流行音樂專號」：我們遍訪業界人士，寫了幾萬字的專文，算是那幾年認真聽音樂的心得報告。我也說服大家一起邀約百餘位樂壇前輩評選《1975-1993台灣流行音樂百張最佳專輯》，由同學們逐張撰寫評介、出版成書。多虧母親幫忙，幾乎每位應邀參與的音樂圈前輩都熱切投入了頗有些費事的評選工作。我自己纔剛起了個頭便畢業入伍，清聖和學弟妹接掌編務，那是一樁遠比想像中艱難的大工程，累壞了所有參與的同學。當然，我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本學生社團出版物竟在後來被尊為「經典」，影響遠播大陸與海外，更不會想到十幾年後，當初一起編書的幾位老同學竟還有機會再續前緣，編出《1975-2005台灣流行音樂200最佳專輯》（2009）。
退伍之後打的第一份工，是替1995年九月國父紀念館的「民歌20年」演唱會蒐集歷史資料、編輯節目手冊，並邀幾位學弟妹一塊兒編了《永遠的未央歌：現代民歌/校園歌曲20年紀念冊》。第二份工作，則是和清聖一起為年底發行的《羅大佑自選輯》寫文案。這兩份工作，讓我的腦袋有好幾個月都塞滿了二十年份的歷史大事，配著幾百首歌的背景音樂轉來轉去。當時仍以為自己終會找到一份出版社編輯的差事，在校樣和文稿堆裡討生活，渾然不知那兩份工作，其實已經悄悄為我「出社會」的主要任務定了調：我註定要當一個「認真樂迷」，並且以此維生。
這些年，工作內容曲曲折折，做廣播、寫文章、辦活動、搞發行，骨子裡其實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樂引介給更多人。而我心裡也始終沒有忘記羅大佑1983年在《未來的主人翁》寫下的那段話：
「雖然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夠好，但起碼我知道我進步在那裡。因為我清楚我有沒有盡力去做，所以我依然不會塞一首不痛不癢的歌在你手裡，你會瞭解的......開闊我們的心胸視野吧！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後來的人更好走。否則，三十年風水再轉以後，我們可別再聽到我們曾經抬頭問的那一句話：『這一大段時間，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寫給《新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