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如何成為百萬富翁

莒哈絲曾以她在中南半島度過的青少年經驗，作為多部互相關涉的小說和劇本之藍本，包括最為人熟知的《情人》，與《中國北方來的情人》、《副領事》、《勞兒之劫》、《印度之歌》等等，而其中最具有現實色彩、又最富象徵寓意的，當屬《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小說中的女人是法國遺孀，正如莒哈絲的母親，曾經無望地經營一塊屢遭海水倒灌的田地，負債累累，還照三餐被銀行追討地租。在極端窮困之下，鼓吹村民同心建造抵擋海水的堤壩，成為唯一的生存希望。然而，非常像薛西弗司的不可能任務、或愚公移山，苦心搭造的堤壩旦夕便遭海水摧毀。

這個發生在20年代法屬殖民地的往事，被莒哈絲在1950年寫成小說，2008年又被柬埔寨導演潘禮德拍成一部真實感極強的電影。法國母親一子一女的青春情事，自然是原著和電影重點──女孩與中國富商的交往，可清晰窺見《情人》的變形。但是影片中更細節歷歷地刻畫了殖民者的刻薄、暴戾，被殖民者的不平與抗爭。貧病交迫的法國女人夾在中間，既不具當地人民的天賦正義，也未嘗到殖民者的好處，兩邊不是人。身為白人的底層，只能想盡辦法讓女兒勾引富商，以期解脫經濟困境。但小說中醜陋、卑瑣的這位投機富商，或者是受到後來的《情人》影響，或者是導演的東方人觀點，在影片中卻展現出一股奇妙的尊嚴與魅力。這反而加深了全片的寓言層次──雖與法國人同樣身為剝削者，這位東方人卻無論如何得不到他渴望的白人女孩青睞。

故事涉及了帝國主義殖民、種族、與階級問題，但刻畫得最入骨的，卻是貧困。片中明指，貧困，乃是天災加上人禍的結果。但除了在好萊塢電影裡，要擺脫貧困，恐怕是賣身容易，變鳳凰難。

跟法國導演凱薩琳‧布蕾亞的《藍鬍子》齊觀，這兩則故事竟有些地方出奇相似。《藍鬍子》童話中的母親也是因為孀居貧困，不得不將女兒嫁給神秘莫測的藍鬍子堡主。然而布蕾亞的藍鬍子，也如同潘禮德的中國富商，像是愛上美女的野獸一般脆弱、包容。布蕾亞也不愧其女性觀點，讓妹妹對藍鬍子主動出擊示愛，也將搬進城堡視為擺脫母親、姊姊、與貧困的個人勝利。

但是貧民要成為百萬富翁，無論是中彩券或是嫁入豪門，都只是個人的解脫。可能有群體的解脫之道嗎？看看這部1931年的德國電影《世界屬於誰？》，片中充滿了雄辯的激情，如非被納粹一禁多年，對今日社會的影響，恐無法估計。

如果講故事，這是個灰敗的故事：貧困家庭由於交不出房租，兒子自殺，女兒懷孕卻情感受挫，一家只能搬到貧民窟去。但是全片的影像卻動感十足，震盪人心。大量的街頭取景與高超的鏡頭設計，從一開始眾人騎單車奔走求職，單車車輪急速滾動的畫面，後來女兒四處求助無門的連續畫面，直到最後划船、自行車與機車的競賽，以及失業群眾的大遊行和街頭表演，火光四射地迸發市井生活的旺盛活力。

有了左翼劇場大師布萊希特參與編劇，《世界屬於誰？》也充滿史詩劇場在題材上直面現實、形式上多元交錯的精彩特色。我們看到電子廠與修車廠的工作環境，對比優美如詩的自然風光和戀愛場景。法院驅逐欠租房客的宣判、失業率飆高的時事廣播、報紙、旁白，食品價目與情色報導，也與情歌和示威戰歌，視與聽雙管齊下地織出豐富的現實脈絡。全片終結在一場意想不到的戲裡──在電車車廂中，由於有人讀起巴西大量焚燒咖啡、以維持外銷咖啡價格的新聞，引起乘客紛紛捲入討論，話題從殖民生意、帝國主義、到全球化的困境，互不相識的民眾因不同意見的表態而各自選邊站，最後有人疾呼「只有不滿現實的人，才能改變世界」，激揚起觀眾的行動熱情。

將勞動的徒然視為存在的永恆象徵，自有其絕望的美感，或者能片刻慰藉充滿無力感的人們。但只有行動，才可能改變現狀、改變世界。畢竟世界，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自由時報副刊2009.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