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顧城    

        電影是視覺藝術發展的極致，但是從來都不能沒有聲音。即使默片，在映演時也都需要音樂伴奏。通常觀眾不會感覺到聲音的重要，直到電影放到一半突然沒有聲音了，大家才會紛紛轉頭看向放映室。

有的導演喜歡事後配音。事後配音的電影在拍攝時可以肆無忌憚，導演拿著大聲公大吼大叫，左邊一點右邊一點……演員忘詞也可以說些話胡混過去。像費里尼，他可以找各國演員演他的電影，事後全配成義大利語。楊德昌的電影裡，《恐怖份子》主角是香港演員繆騫人，她的對白是由蕭艾重配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頭的少年幫派老大Honey，則換上了導演自己的聲音，因為原本演員的聲音太幼嫩軟弱了。楊德昌嘶啞的嗓音一配上去，Honey簡直就變成了勞伯狄尼洛化身。

同步錄音更能掌握真實感，但仍需要各種聲音設計。主角身在什麼環境裡，其實聲音的暗示功能比影像重要得多。我們拍空盪的校園一角、或是已經收攤的市集，只要加上雜沓人聲，觀眾就會覺得整個環境生氣勃勃。其實他們什麼都沒看見呢。

有些電影特別關注聲音的奇妙。溫德斯《里斯本的故事》是難得以錄音師為主角的電影，他透過聲音尋找朋友，透過聲音認識一個新的城市。今夏剛巧有兩部新片，也不約而同聚焦於錄音師的內心世界。

台北電影節開幕片，林靖傑《最遙遠的距離》以一個自我放逐的錄音師，串連起三個情感失落的人。莫子儀飾演的錄音師小湯，因為跟女友分手，獨自到東部尋找當初同遊的地點，把聲音一捲一捲錄下來寄回去。沒想到女友已經無聲無息搬了家，收到郵包的是另一個女孩。這女孩終於也追隨著聲音，到了東部，一站一站尋找錄音給她的男孩。聲音在此象徵著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事物，例如消逝的美好時光，例如捉摸不定的感情。但它也正由於看不見而帶有魔法，當女孩在公司上班時，聽著耳機裡的海浪、聽著檳榔攤卡拉OK的情歌愛曲，她的感覺也完全被洗刷改變了。

義大利片《聽見天堂》則是關於一位錄音師的真實童年。一個因意外而逐漸失明的小孩，帶領著一群盲童，發現聲音的奇妙世界。災難就是災難，不是福祉，唯有人自己的心胸，可以把災難轉為福祉。小男孩在一個禁閉的空間（修道院學校，也象徵他被封鎖了感官的黑暗世界），無法接觸自然，但卻靠自己製造的聲音，模仿了自然與季節變化，甚至虛構出不存在的經驗（如巨龍、戰爭……）。全片止於聲音對盲童的啟蒙，並未涉及日後他如何成為一位錄音師的經過，但他透過身邊事物「以假亂真」的創造過程，已經說明了電影的奧秘──那就是在一個黑盒子（攝影機）當中，將世界的片段重新組織，成為可以在另一個更大的黑盒子（戲院）裡和更多人分享的非凡夢想。這不只是聲音的故事而已，這是關於電影的頌歌，關於人如何在黑夜中創造光明的，艱辛而美好的歷程。

                                                    原載《文化快遞》2007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