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奧斯卡典禮舉行，女星凱特溫絲蕾果真因電影《為愛朗讀》奪得影后頭銜，雖然猶太團體在頒獎前發起抗議活動，積極呼籲絕對不能她憑此角色獲獎。女演員的精湛演技與她那宛如羅馬女神的美貌，在他們眼裡，美化了否認猶太大屠殺的立場。

溫絲蕾所飾演的三十六歲德國電車查票員漢娜，與十五歲少年相戀。溫存之際，她總喜歡叫少年抽一段書本段落讀給她聽。消失十年之後，漢娜重新出現在而今就讀法律的青年面前，卻是以納粹戰犯的身分出庭受審。恥於當庭承認她是文盲，漢娜選擇以主謀身分認罪。經過漫漫牢中歲月，老年已至，面對情人椎心質問，她也不真正悔罪。她最終對人生的絕望仍不是因為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卻是來自情人的荒蕪眼神。

片中，漢娜最雷霆萬鈞的一句台詞，就在她一臉疑惑，反問主審法官，不然，“你會怎麼做？”法官怔住，無言。彷如她問進了千萬人的心坎裡。
 
當幾百萬猶太人天天被有計畫送往死亡之途，德國軍官只關心運輸技術問題，力圖官僚效率，卻不問自己執行的內容如何駭人聽聞，就像漢娜在大火之時不願開門讓三百多名猶太囚犯逃生，以致他們全部活活燒死，卻堅持自己不過善盡獄卒職責。整塊大陸的歐洲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們全都裝聾作啞。

換作是你，你會怎麼做。果然，人類的集體懦弱是邪惡的最佳友伴。

長期以來，德國納粹崛起一直當作經典的反民主教材。希特勒得到權力的過程證明了即使是健全開放的民主制度，資訊通曉的人民也會共同選出一位集權領袖。

漢娜的不識字，其實是最有意思的角色特徵。絕大部份所謂的“普通人”面對自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都會主動招認自己的渺小，體認社會機制的巨大與不可抗拒性，因此，很多時候，他們堅持自己只是服從一個社會規範，扮演一個不起眼的社會角色，他們沒辦法為自己行為負責，無法預見社會後果也當然無能擔責。

漢娜如此孤獨，如此美麗又如此務實，她的不識字不是缺點，而是她必惹同情的理由，迫害者反成了被害者，她的文盲竟是比猶太人屠殺更值得憐憫的社會缺憾，猶太團體怎會不為此邏輯而捉狂。我倒覺得，猶太製片人薛尼波拉克生前一定完全明白這個角色的象徵意義。正因為漢娜的平凡，她的卑微，她那正統老百姓的身分，才凸顯普通人完全有能力犯下滔天罪行卻不自知的這項事實。溫柔的情婦、正直的女車掌與冷酷的獄卒，其實是同一個善良老百姓。

令人髮指的是政客鼓吹極端主張；更令人髮指的是整個社會的自願性追隨，無一人挺身質疑。愛爾蘭政治學者柏克的名句，“邪惡勝利的唯一要件即是好人什麼也不做。”更進一步的實情，所謂的“好人”往往參與了過程，卻自認無辜。

事實上，人們總是得到他們應得的社會。極權政府固然可惡，但，若沒有一個既得利益的社會階級（團體）撐腰，像是緬甸軍政府，幫助當權者壓迫其他人民，政權很難維持無虞。民主國家的公民更沒有藉口，政府是你選的，議員是你挑的，總統是你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台灣現在最流行的話就是“一切都是阿扁的錯”。雖然阿扁已經下台快一年了，台灣的沈淪還是只跟他一人有關。彷彿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大家都不在場，國民黨也像是八年與台灣完全無關。故事版本是陳水扁一人隻手搞垮了台灣，因為“我們”都“被阿扁騙了”。

一個人，真的有這麼偉大嗎？

就像德國並不屬於希特勒一人，而是屬於許許多多個無名漢娜。陳水扁當總統時，我們其實都住在這塊島上；現在是馬英九當總統，別再束手旁觀了。因為台灣不是陳水扁的，也不是馬英九一人的，而是你我的。

如果台灣倒下了，我們一點都不無辜。




(2009.02.20 中國時報〈非關正確〉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