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走訪首爾市三星美術館的台灣人，該撥空一趟。

韓國三星企業大手筆斥資，美術館位居精華地段，三位聲譽卓越的國際建築師設計出三塊風格迥異的館區，收藏了韓國文物以及名家藝術品，附設一座設備完善的兒童文教館。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座美術館全部細節所展現出來的野心。比起紐約的古根漢美術館或東京的橋石美術館，三星美術館只是剛起步，但，它的一磚一石，一窗一門，每件收藏，每套設計，全是一絲不苟的投資，凜然昭告世人，我在這裡；我出現，只為了留下。

韓國企業願意為他們社會做這件事情，留給後代一座足以傲視世界的美術館。這，讓台灣孩子的我感到極大撼動。

即使北緯三十八度線仍然未解，三星企業打定主意要讓三星美術館在地表上屹立，因為他們期待三星企業將會跟著他們扎根的社會一道永續經營。他們要建設與參與的，不僅是企業的未來與歷史，更是南韓的未來與歷史。

誰該參與台灣的未來，這其實是此刻最嚴峻的問題。隨著中國因素逐漸加深，在一個崇尚自由市場的全球化時代，你如何說服企業不追逐最大商機，如何要求個體不跟隨他的職業發展，尤其，如何期待政客不嚮往他的歷史地位。

國民黨高官去了大陸，怎能不如魚得水，因為那也是他們的歷史，南京躺滿了他們的革命先烈，處處都是紀念碑石。台灣藝人對北京政權示好，為個人爭取更大市場；去了對岸投資的商人在選舉時拿經濟表態政治；使用中文的台灣作家又怎能不暗許自己是魯迅再世還是張愛玲的傳人，畢竟，現在你我正在溝通的文字就是中文，如果你不銜接那份文學傳統，難道你要接到巴黎的福婁拜？

在充分展現集體主義美學的京奧開幕儀式之後，陳雲林先生來台之後，台灣人更徬徨了。由於這個世上，大部分所謂的“歷史”都是跟著政治中心走，因此，凡是想要走入“歷史”的台灣人與台灣企業，在龐大的市場誘因與強硬的政治現實之下，都禁不住想一下，究竟自己該建設哪一個社會，留給哪一群子孫，走入哪一份歷史。

而，誰能抵抗誘惑不走向一份規模看似更恢弘的大歷史呢？

一出生，就不曾享受許多正常國家國民視為當然的身分依靠，台灣的孩子不必刻意也會自然覺悟，所謂的“歷史”總免不了人為建構的嫌疑與政治操弄的痕跡。台灣不是以色列，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回教狂熱份子，就算要搞自殺炸彈，理由都顯得那麼勉強。因為兩岸關係與國際現實，我們總是對自己身分感到吞吞吐吐。就算確定“我”是個什麼，把“我”放進大中國還是大世界的歷史框架下，我也依然註定是不太重要的個體。

我們什麼都不是，只是一個人。“我”的生存，就這麼赤裸裸地對等於一個卑微人類的生存。 台灣孩子是如此被迫看穿群體國族的保護，回歸到人的本質。我今天之所以有權利活著，不是因為我隸屬於一個強悍的國族，僅僅因為我是個“人”而已。

台灣教會我的事，就是人權。台灣以其全部存在展示出一種永恆的邊緣宿命，而這份邊緣宿命便是每一個人類的命運。如同島嶼永遠站在世界的邊緣，個體，也永遠處於集體的邊緣。然而，在地球母親懷裡，島嶼與大陸享有同等的生存權利；原野上，草蜢也與獅子一樣平等地活著。所謂的人權，不過就是回歸大自然賦予所有生命的基本生存權利。只有貪婪扭曲的人類強權才會忽略這麼簡單的事實。

如果真有歷史這檔子事，註定邊緣的台灣在歷史浪花中所閃耀的核心價值即是人權。參與台灣的未來，將不僅是投資一塊島，而是建設一個自由社會，鞏固一份普世價值，維護一個人道制度，在這個社會裡，民主並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讓最邊緣的弱者也能得到生存的尊嚴。

有些投資並不全然為了報酬率而作，韓國的三星美術館展露了這點，因為有些人類價值猶如天上星辰那般古老，那般天經地義，無須辯證便純然光亮。這就是我生為台灣人所學到的硬道理。

（2008.12.12 中時言論版《非關正確》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