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叫做“給三十歲以下青年人的一封信”，因為我覺得基本上在台灣過了三十歲的人（包括我自己）因為成長經驗與感情包袱，大抵很難不被捲入文化認同、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族群網絡的混戰之中。魯迅當年拿整個中國醬缸文化沒辦法，他就搬出一套寄望孩子的說法，我的念頭類似，有點想倚老賣老，寫封信給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期待等他們成熟，台灣社會自然會一片榮景，社會與國際接軌，發展經濟也注重環境保育，多重文化認同，遵循理性法治。

我以為，時光流轉，生死交替並行，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時空背景，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該做的事情。蔣中正、毛澤東有他們之間的恩怨跟各自對中國的政治觀點，但是他們都沒有活到柏林圍牆倒下來的那一天。

時間，會替人類解決很多有生之年看似無解的問題。

然而，這陣子，我最常聽見的問句卻是台灣是否已經過了那個從富裕社會轉為貧窮社會的轉捩點，且完全無力回天？我希望不是，但讀到及聽到的資訊都告訴我，是的，台灣已經過了那個轉捩點。這使得我警覺到，可能等不到三十歲的人接位，這個社會早已沈淪到無以挽回的貧窮狀態。這封信，因此不該寫給三十歲以下的人，而應該寫給五十歲以上正在掌權的社會菁英。

你們現在所作的一切決定，無論大小，都是台灣未來發展的基石，你們的孩子跟你們的孫子將活在你親手建構修補的制度之下。你們透過擴音器說了什麼，你們最好自己也相信，因為你的子孫未來活在富裕的第一世界或貧窮的第三世界，取決你今天（不是明天也不是一個禮拜之後，就是現在）的決策。他們沒有選擇，缺乏社會資源，無能反抗，只能盲目信賴你會跳脫自己的私心，暫時不去想自己的歷史地位或豐厚的退休金，用最大的理性與責任心替他們做最好的決定。

目前台灣社會最弔詭的地方就在沒有人覺得自己能為社會負責，包括握有權力的人。從總統、民選代表、地方首長、傳媒名人到市井小民都在嗆聲，人民怪政府，政府怪政黨政客，政黨政客怪媒體，媒體怪觀眾，怪完一圈剛好三百六十度回到原點，責任都在別人身上，自己都是無辜的受害者。

生在一塊自然資源不多的小島上，生存的焦慮感原本是向前進步的動力，就像新加坡，因為強敵環伺，國家沒有資源，連用水都要向關係緊張的馬來西亞借道，因此新加坡戰戰兢兢，更拼命要作好。台灣看似無盡焦慮，卻沒有轉化成一股向上的正面力量。當亞洲其他國家交出亮麗成績，韓國品牌橫掃全球，泰國曼谷機場驚艷世界，中國躍居亞洲經濟龍頭，越南成為國際資金的新嬌點，台灣卻耽溺於古早泉漳械鬥的原始情緒之中，成天坐在電視機前唉聲歎氣。

一個所謂的富裕社會，重點不是要一下子富起來，而是如何持久地富足有餘。台灣這幾年嚮往北歐社會模式，北歐社會的崛起固然跟自然資源有關，譬如挪威的北海石油，然而，拿著這些來自石油的財富，挪威非常謹慎地在全世界投資，使之增值，同時謹守道德投資，不投資他們不認同的企業，成為道德與透明度的榜樣。通過財富的投資與管理，他們為下一代規劃了一個安全、安定且寬裕的社會環境，讓他們的國家有條件繼續富強下去。

很多社會細節，不過是當下決策者的一念之間，就能影響歷史深遠。不要再跟下一代喊話了。請看看你們手中的權力，問問自己能做些什麼。

台灣的前途，就從這一刻開始倒數。

（觀念平台）



掌權者的定義：

從《給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討論中，我發現大部分網友對掌權者的定義都鎖定在政治領袖。我個人倒不是如此想。社會要進步，每個人都有責 任，當然包括五十歲以下的人。如我文章所說的，台灣現在令人憂心的地方即在沒有人認為自己有責任，只是消極地對政治領袖嗆聲，卻沒有實際作為。其中令人最困擾的是，包括擁有權力的人都不相信自己能改變社會現狀。

改變社會現狀，不代表要發起一場革命，而是要靠所有人一點一滴把自己的社會角色扮演好。尤其是握有權力的人，他們的社會責任與影響力更值得期待。

掌權者，依我個人的定義，是因其社會資源與地位、而有能力影響他人生活的社會菁英，這個人不只是民選出來的政治領袖如總統、市長、立法委員，也包括其他擁有權威的社會人士如校長、醫生、電視節目主持人、企業領袖等。因為社會賦予他們的信任、權力與尊敬，使得這些社會菁英在其專業領域的決策與判斷，能夠影響普通男女的道德生活、職業前途與社會想像。

不管他們願意或不願意、意識或無意識，他們的社會份量就是給予他們這樣的權威與能力。

為什麼我要期待五十歲以上的人，因為他們的資歷才能讓他們此刻正好站在我們社會的頂端，成為我們社會各界的領袖，他們是總統或正在競選總統的人、報社總編輯、媒體負責人、學院文化領袖、企業總裁、社會名人等。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成為社會注目的焦點，都在無意間“領導”我們的社會。

一個人在他的權力位置願意堅持一件事，就會改變一個社會細節。即使是一點點，都是開始。

因為，台灣已經不能再等了。

或說，世界已經不再等台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