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塊台灣島已經「赫敘曼」化。
美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敘曼（Albert
Hirschman）在一九七○年寫了一本雷霆萬鈞的薄書《出走，發聲與忠誠》，解說一個企業、國家、黨派或任何人類組織的競爭力向下滑落之際，其顧客與
組織成員將有兩種選擇：一是「出走」，即離棄，顧客放棄購買該產品，黨員退黨，人民移民；二是「發聲」，即抗議，也就是台灣現在流行用詞「嗆聲」，試圖使
用溝通手段迫使組織革新，像是找上店長抱怨餐廳服務、上街遊行或向媒體爆料。
出走是一個沉默的經濟選擇。就是亞當史密斯所說的市場那隻「隱形的手」，顧客選擇上別家買豬肉，台商跳岸到大陸投資，學生轉學到其他地方
讀書，電視觀眾轉台，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裡，生產者與消費者都有權自我抉擇，也就是陳總統所說的「太平洋又沒加蓋，認為中國好就游過去啊」。在一個全球化時
代，一個人必須承認陳總統的觀點有點道理。
發聲則是一個自覺的政治選擇，顧客或人民沒有放棄現存體制，而積極表達批評的意見。出走只是提示組織墮落的警訊，發聲卻會說明組織墮落的
原因。人們決定抗議而不是出走，其中，「忠誠」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因為品牌認同、愛國主義等情感因素，原本應該離開的顧客或人民卻留了下來，期待透過自己
的發言，扭轉乾坤。
但是，嗆聲也可能是出於無奈。出走與發聲之間是翹翹板的上下關係，出走可能性越高，越不需抗議。富裕的社會裡，個體隨時能負擔移動的代
價，走了就是了。在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裡，個人的出走成本過高，比如就業市場低迷，對公司不滿的職員不能任意跳槽。而，面對中國日日高升的經濟實力與台灣
市場規模的發展限制，能去大陸工作投資的人差不多都去了，剩下的是阿珠、查理這種沒有能力游過太平洋的小老百姓，他們只能寄望現狀改善。
民主制度的設置原本就是為了容納嗆聲的存在，讓不同族群與個體擁有通暢的管道與法定的權力說話，藉此消化社會各層面的不滿，調整政府政策的方向及執行。抗議越能被聽見，體制法令就更能被有效地修補。
在許多極權社會裡，如柏林圍牆還沒有拆除的東歐共產國家，統治者其實希望這些愛講話的異議分子離開他們的社會，從此流亡，不要回來。而那
些身體不能出走的人們忌憚於統治階級的淫威恫嚇，不敢大聲說話，於是消極地避開社會參與，裝作他們與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一切都無關。人還在，心理上卻已經千
里萬里地遙遠。心理上的出走，即是政治冷感症候群，到了民主社會就是低投票率。
看見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活在一本寫於一九七○年的書裡──雖是經典──還是叫人驚心動魄。天底下沒有新鮮事，原來台灣的命運轉折法則早已被先知赫敘曼寫進書裡。
陳總統鼓勵不滿群眾盡量出走；唯一，有個市場變數，即最重視品質與忠誠度最高的顧客其實會變成最活躍最有創意的嗆聲分子，在品質低落、社
會沉淪之際，他們不但不離開，反而會積極尋找各種機會突圍，尋求出路，就像解嚴前的所謂黨外人士。因為，市場或許理性，活動其中的人類可從來不理性。
（今天，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之《觀念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