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莉特‧周是一位美國韓裔演員。在她攝錄的一段戲劇獨白中，談起別人問她是否曾經拜訪西元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世貿廢墟。她說，是，去過，而且為了慰勞救難小組的辛苦，她還免費為大家提供性服務，所有人都滿意得不得了。片中，台下觀眾大多是同性戀者和文化工作者，他們聽了她的笑話後，全哈哈大笑。

類似的玩笑也在蘇格蘭的愛丁堡藝術節發生，一齣稱作《九一一計畫：驚嚇的肖像》卻得到完全相反的反應。戲裡，世貿員工正依序疏散，氣氛緊張，其中一人建議大家唱首歌以紓解壓力。一個角色於是大聲唱起一首由前辣妹成員潔芮重新翻唱的七○年代迪斯可舞曲，《人如雨點般紛紛掉落》。觀眾因此非常不滿，噓聲四起，認為他們沒人性地譏諷受難者當時不得不跳樓的絕望處境。

拿一件損失了三千性命的恐怖事件亂開黃腔，的確不太政治正確。若要作得政治正確，就要向美國老牌藍領歌手布魯斯史賓斯汀學習，他的新專輯既悲天憫人又深思熟慮，還邀請巴基斯坦樂手一起合作，傳送大和解的感人訊息。據說，布魯斯史賓斯汀之所以回錄音室灌歌，是因為九一一之後，美國歌迷在街上對他大叫，「現在，我們需要你！」

另一名加拿大出生的歌手尼爾楊則作了一首《一起動手吧》，向九一一當天墜落的第四架飛機致敬，傳說，他們之所以墜毀在賓州，是因為他們勇敢地拉著恐怖份子赴死，飛機因而沒有抵達原定目的地─白宮。

如何面對不合理的生命經驗，在遭受慘痛打擊之後活下去，在九一一之後，似乎是在全世界眼中一向最幸福的美國人必須學習的課題。九一一恐怖襲擊發生之後，曾有報導指出，由於過度驚嚇，紐約將流行性濫交，九個月後會冒出大量嬰兒潮。如今一年過去了，並沒有出現此徵兆。反而出現信仰與宗教的辯證。譬如，奈沙馬蘭導演的新片《驚兆》，梅爾吉勃遜飾演一名傳教士，在妻子莫名其妙死去後嚴重失去信仰，最終又能重新拾起人與上帝的對話。整部影片的重點即是「相信」。

一年過去，為了療止九一一的痛苦，美國人越來越趨近相信：堅守愛國立場，維護傳統美國價值，重申自由民主的正統信仰。

關於處理困境活下去，其他相比之下比較「不幸福」的國家一直都有其自行消解的方法。比如，幽默與性向來是兩項利器。Ａ片女星安娜寶‧鍾選擇在美國展開「事業」，以抗議她母國新加坡的保守主義；香港藝術家梁寶珊一九九七年有個作品叫《愛他媽的國家》，她猛力擊碎一大塊映有紅色五星旗的冰塊─香港回歸後，任何污衊中國五星旗的舉動都是違法的；聽說，大陸異議份子劉曉波演講時向來開口閉口不離髒字。古希臘劇作家艾利斯托芬尼在《雲》一劇中寫，「記住。─無事可恥。」也許，甚至像安娜寶‧鍾故意在十小時內與兩百五十一個人做愛的世界紀錄，也不是太驚世駭俗。

類似九一一如此強大的傷痛，是不是應該由趨向保守、趨向正統來撫平，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尤其，正統與保守往往是阻礙人們自由發表感情的絆腳石，人性的許多特質因之無法揮灑，如叛逆、嘲諷、憤世忌俗、異議、性、挑釁等等，往往更能幫助人類發洩情緒、整理情感，正視逆境。正統與保守總是獎勵群體合作，不贊成個體的恣意放任。一個人存在，因此是為了同意、順從大環境的風氣，而不是為了創造獨立思考的能力。

一件事或一個人被神聖化了之後，我們就不再自由，因為我們必須毫無怨尤去背負這個十字架，而不能質疑，不能反抗，不能選擇；不能嘲弄，不能發笑，不能粗俗；不能輕佻地聳聳肩，繼續往前走。

當時，一位劇評者在愛丁堡看那齣戲時開懷大笑，周圍觀眾全露出不同意的目光，敵視著他。

要哭，要笑，都是一種生命態度的取捨。然，生命的動力在於發出笑聲，我們必須能夠對任何事情微笑，甚至嘲笑，包括對我們自己與我們所經歷過的傷痛。

（寫於2002年911當天的中國時報，時逢911週年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