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點二十分到朱銘美術館，小姐告知不賣票了。因為五點關門，他們估計遊客需要九十分鐘才能遊園完畢，四點就停止售票。無視外國遊客遠渡重洋慕名而來，苦苦哀求十分鐘也好，工作人員繼續說當日帳簿收走了，無法記帳，拒絕通融。一樓咖啡店早已收得乾淨，洗手間連肥皂都沒有。外國遊客只能站在鐵皮馬虎鋪地的停車場，任北台灣的冬風呼呼地吹過。

當台灣慶祝美國培育的台灣人李安獲獎之際，我只想問一個問題：法國會如此對待他們的羅丹嗎？台灣有了國際稱羨的朱銘，這就是我們社會對待他的方式：美術館建築寒酸，年代不久卻已殘舊，停車場潦草隨便，園區設計有如社區公園，更可議的──我個人以為最重要的──就是對文化作為社會資產的賺錢能力認識不清。

在亞洲，關於文化發展的焦慮與努力，台灣社會的指數不可不謂高；但，談起文化，卻只連接到補助、弱勢跟保護等字眼，產業工作者也往往忌諱賺錢的暗示，彷彿數字與藝術成就只能意味著不可逆轉的對立關係。市場規模過小是項原罪，導致台灣文化產業很難自創品牌，即使成功也往往脫不了繼續跟市場搏鬥的命運，加上全球化文化的競爭壓力，尋求官方介入於是成了一種習慣。

過去十年官方積極辦了三次全國文化會議，建了兩百間地方文化館、七個藝術村、五個創意產業園區，台北市設置了文化局，中央政府一直討論文化部的設立，都是立意要推動台灣的文化建設。這些轟轟烈烈的文化預設，而今，只剩下一個藝術村，大部分的地方文化館都養蚊子。這陣子，我經過台北西門町的紅樓劇場或華山藝術特區，都禁不住思考將來松山菸廠的命運。

文化作為社會資產，並不僅僅在於創造，更重經營。文化不是慈善事業，任何一個常逛國外美術館或在大城市看戲的人都會告訴你那真的是一門好生意。台灣老愛拿法國的文化保護政策或韓國電影政策當作他山之石，卻沒看見法國的羅浮宮是怎麼年年在算帳，韓國電影產業如何走國際資金路線。當整個古典音樂界炒作莫札特冥誕之際，他們一方面在向音樂大師致敬，一方面當然就在賺錢。

文化界不需要文化政策，他們需要的是產業政策。當政府要去扶持高科技產業，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去指導公司發展或決定哪間公司值得存活，他們設計的是減稅方案、水電優惠、土地低價、創業貸款、企業捐款抵稅等短長期措施，任何符合條件的業者都可以享受這些政策福利，以隱形的手推動文化產業，但不直接涉入。至於市場的挑戰、產業的經營，則是文化界人士必須自行面對的壓力。政府的保護只會加深文化產業的依賴性，讓他們更不知如何讓自己的作品與社會對話；更令人擔憂的是，給予政府一個藉口來主導、過濾並控制社會的思想文化。

藝術性不是迴避市場的理由。台灣出了個誠品奇蹟，無非是因為業者始終認知自己在賣書，對文化有憧憬、但沒有幻想。當其他企業投資誠品書店，也從來不放棄獲利的念頭。試想，如果朱銘美術館的工作人員不是覺得自己在做良心事業，而是在賣Nu Skin保養品，她會以當日帳目已結為由，拒絕願意以兩百五十元台幣代價只求入園半小時的客人嗎？

莫內的確偉大，但沒有了奧塞美術館的生意經，莫內可能永遠只是一名躲在鄉下、名不經傳的法國畫家。所以，不要感嘆下一個侯孝賢在哪裡，先問問怎麼跟全世界賣侯孝賢吧。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PS
對這篇文章，我該說的都差不多了。只是討論膠著在一群觀光客的愚蠢上，而不聚焦台灣的文化產業政策，我只能大嘆人腦結構真不同。

我的朋友們希望澄清一點：出發前，他們知道閉館時間，而且我朋友見了這次討論，提醒我，我們到的時間其實剛過四點十分，大約四點十二三分，並不是我寫的四點二十分，沒有那麼晚。更何況，路途遙遠，他們不能完全掌控時間。他們還要我強調，園區其實並不大。

他們說，重點是，那根本不是重點，而是看出台灣文化產業的管理方式。（他們說的，去他們的部落格吵吧。）

我自己恰巧是常常在博物館或美術館最後半小時溜進去看一眼我喜歡的藝術品的那種人，那時，人少，安靜，與自己喜歡的畫作相處，彷彿跟一個心愛的人獨處。

朱銘美術館是第一次碰上這種經驗。即使在很不愛工作的巴黎都很少出現，我前兩天才在閉館前半小時進羅丹美術館，一點問題也沒有。

朱銘美術館是私人蓋的，蓋在荒山野外，去一趟都不容易。不願讀懂我文章的人，只想罵觀光客神經病的人，試想一個可能：如果政府有心，為何不把市中心的一塊公園預定地給他？把沒人去的牯嶺街劇場乾脆改建成楊英風藝術館？

這是大膽的提議。一定又有人不同意。但，我只是要提出，這是我們社會可以也應該為傑出藝術家做的一點事情。

因為，向他們致敬，也就是對自己的文化付出一點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