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新出版的小說散文书《办公室》里，胡晴舫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上班，另一种不上班。”

曾经，朱德庸在他的漫画里画过《关于上班这件事》，台北街头一堆堆轰然涌向地铁出入口的小人头里，偶尔也浮光掠影地见到作者本人对于上班的黑色看法。而前阵子台湾绘本画家弯弯的几册小书风行内陆，则更像狡黠版的心灵鸡汤，给实际上根本无法“6868翘班去”的“不想上班”族们，提供一个短暂的避难所。

同样来自台湾的胡晴舫却说，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大部分的作家不是拒绝上班，厌恶上班，就是压根儿瞧不起上班这件事。遇上了灰色单调的现代办公室，看见一大群中午时间从各个大楼涌出来进食的制服乌鸦，听见那些人谈房屋贷款和休假规划的对话，他们的想象力只能一片空白。”

可是上班族作为现代社会生态下一个庞大的群体，活灵活现的办公室文学其实俯拾皆是——“我观看我的经理像一只志得意满的蝴蝶在办公室盘旋，来回舞动，同事们带着固定到有点呆滞的笑容跟在他身后，我不由得想，这已经是最伟大的文学主题了。”

于是在她具有始创意义的“办公室文学”作品《办公室》里，胡晴舫用一个专业作家的笔法为我们还原了办公室里的各色人等——喜欢讨论深海大鱼泳姿的董事长，有着温和鸽子眼睛的女秘书，热衷群体交际舞的人事经理，受董事长特别器重的风水大师，初出茅庐的职场菜鸟，伺弄薰衣草盆栽的退职夫人，热爱抄送邮件的业务代表，讲起荤段子来如数家珍的兄弟会老男孩，神似卡夫卡的清洁女工，供职同一家公司的父子兵，只在工作日行乞的丐婆——最后一个乍看起来像是办公室的编外人员，却在不经意间成了职场风向标似的人物，实在也是关系密切得紧。

从表面来看，上班的人就像佃户，在大约一平方米的属地里“经营他们个人风格的私密花园——桌面摆着几盆长相黯淡的迷你仙人掌、廉价塑胶卡通玩偶、喝空却不舍得丢弃的饮料瓶子、不想或忘了带回家的中秋节礼品、做不完或故意遗漏的成叠公文纸，混杂着CD随身听、PDA、手机等工业量产的个人化电子产品，桌底下是拖鞋、茶罐、等待回收的百货公司纸袋”，业余时间则“不是在家看电视就是坐在私家车里塞车；去美容院剪头发，去百货公司买菜，去河滨公园放风筝，也去酒吧喝酒；有时候愿意付两千块坐在前排座位看一场外国音乐剧，大部分时间则认为美术馆很无聊”。

从内核来看，“工作场所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有一个人造机制，一群人同意遵守某些条款之后一起生活，超越这些规定范围的人将会被惩罚，或甚至被逐出社群之外。当政治意识形态破产，哲学退了流行，文学不再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工作就是新的宗教，工作伦理就是新的道德，工作职能就是新的社会角色。”

在办公室——这个新世纪的工厂里，“人被当作机器来使用。机器不情绪化，不出错，不反弹，甚至不生病。机器应该中性、冷静、可靠、坚硬而冰冷；完全可以被替代”。——也因此，作为“佃户”的职员似乎永远存在对于工作意义的追问。

“一切会带给他们快乐的物质活动，包括旅行、美食、居家装潢、音乐、书籍、鲜花、巧克力等等，在今日这个世界里，都昂贵得不得了。”而目下蓬勃的消费品市场又正在以强大的手腕掌控社会人群的钱币走向——它说服人们用高贵的生命作为代价去购买高贵的衣食住行，再用昂贵的衣食住行彰显自己生命的高贵性——在职场同人不自觉的互相激励下，有更多的人愿意一边在办公室内坐出智慧纹、鱼尾纹、虎纹，一边去四处找寻可以消除智慧纹、鱼尾纹、虎纹的保养品。看起来荒谬的物化行径，一旦以理直气壮的面貌出现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安之若素往往令自己惊讶。

当然，在工作意义被局限在换取物质商品的现代社会里，我们能做的选择，也只有“换”或“不换”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办公室困境”的母题会被一再提及。

《办公室》中的每一章都可以被视作一个独立的微型小说，而如果去掉其中文学性的措辞，则又可以直接是一本办公室实录。威斯康辛大学戏剧系硕士出身的胡晴舫，在情节架构与叙事技巧上，都有本事于一二千字的短章内将起承转合安排得妥妥当当，作品的戏剧性自不待言。有意思的是她仿佛并不专心着力于此，甚至有些反高潮，仿佛在说高潮并非必要（别的且不说，能把办公室文学《假期》写出张爱玲60年前《封锁》的意味，便疏不易；而《出差》一章则有时下流行的劳伦斯·布洛克的味道），而其下笔的冷静，又大不同于一般追求澎湃戏剧效果的二流文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平静辞藻背后蕴涵的反讽味道——



“我请了两天的病假，销假上班的那天，像一头刚刚病愈因而神经过敏的小动物，我感受到办公室又有股诡异的波动。”

“会议从早上九点开始，直到了下午两点半，没有一人提起午餐的重要性。我们继续坐在位子上，听见彼此的肚子此起彼伏地哀鸣。”

“像一般刚刚上班不久的年轻女人，我不自觉地露出一种讨好的笑容，没有必要地不断点头，来传达我对他训诲的重现。”

“她不做笔记，不参与意见，发言次数不比一张椅子来得多。”

“一个所谓的正常人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大老板出现在办公室时，平常苍白削瘦的社长竟然可以用微笑把脸蛋撑圆。”



——初读的时候几乎每一章都觉得好笑，笑过之后，又觉得其实是在自嘲。

所谓反讽，亦是同时泯绝了嘲讽与自嘲间的界限，所以作者无意对各种情状作出褒贬，而我们也难以论断，办公室里的这四十五幕戏，究竟该定为悲剧还是喜剧。

在某一章里，作者点睛式地说道：“这个世界的游戏玩法已不再靠你做过什么、能做什么那种真枪实弹的硬汉法则，而是你如何展示自己、炫耀自己的孔雀作风。所谓的自我像长期挂在旗杆上的一面旗子，经过太多的日晒雨淋，上面的颜色已经褪得一点不剩，图案更是难以辨认。”

——当身处办公室的人们蜕去愤世嫉俗的外壳，当自省蔓延到对于环境清醒的认知，或许在渐渐渗透出的哀伤调子之外，我们又会重新发现人生作为一出必然喜剧的无奈反讽。

我想这是今年开春以来最好看的小說散文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