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我發現自己經常在問一個最基本不過的問題：「人」是什麼。

李維史陀維斯在《憂鬱的熱帶》裡提到，在印度旅行，最困難的部分是你如何面對你自己的人性。當你必須被迫與貧窮臉對臉，那些無數乞求的手與眼睛、那些完全一點點自身尊嚴都不想留只為了服務你的「生物」，逼得你不得不審視思考所謂「人」的定義。

中國困擾我的，並不是貧窮。而是「活著」這個概念。

在北京後海，窄小胡同裡世世代代的人就這麼活下來。當你在美麗星期日下午散步，全北京唯一有水的這塊舊社區散發說不盡的迷人魅力。年輕情侶坐在湖邊石凳上熱情擁吻到令人發窘的地步；膀爺們赤身露體地剛從湖裡爬起來，站在寫著「禁止游泳」的牌子下面滴水；自以為前衛時髦的都市白領進出鄰近熱門ＰＵＢ和茶館，那些店舖的主人不是藝術家就是退休的廣告界人士；小姑娘騎著腳踏車從舊胡同穿過，柳樹伸手低低掠過湖面的船隻，天空很藍，微風很輕，一個恍神，當年的二級文官似乎正要推開老舊木門從高高楊樹的陰影下走出來，混雜在北上的絲綢商人之中，前往南邊的酒樓喝上一碗黃酒，嚼幾顆蠶豆。

喝春酒的時候，我的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就在這塊時光彷彿在打瞌睡的安詳社區裡，兩個鄰居相約了喝酒。一個下午，足足五個小時，他們相互斟酒、勸菜，偶而還勾肩搭背，一副好哥兒們的模樣。喝到太陽的影子拉長、不見了，他們互道再見，在巷口分手，回家。

這時，跟我朋友走在一起的這個鄰居才說，你知道嗎，文革的時候，就是剛剛跟我喝酒的這個小夥子批鬥了我家，把我爹打個半死，差點活不過來。

他就這麼說著。臉上還有微笑。然後，文革結束，日子還是得過。兩家還是得作鄰居。時間久了，過節時也會約著喝酒。

對方那種對生命兀自循環現象的理所當然，壓著聽故事的人喘不過氣來。是，生命總會繼續；是，時間拉長來看，人生真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你出生，世界會待你不公，別人會對你不義，你撐過去，咬一口牙，轉個脖子，沒事，很快又是一番新天地。

只要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這種生命態度不光是用來對付生命中的艱苦時光，就連是那個犯罪欺壓別人的主體也能用同樣的邏輯。重點是大家都要活。活下去，是所有人最要緊的基本處世原則。好死不如賴活。是非，恐怕，倒是其次。

西方哲學對「罪」的嚴格定義與討論，對東方的中國來說是那麼咄咄逼人，簡直匪夷所思。古希臘悲劇的伊底帕斯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態下殺了自己的父親，娶了自己的母親，雖然從人面獸身妖怪下救了整座城邦因而成了英雄，當他知道了真相後，他還是決定刺瞎雙眼，將自我流放，因為罪就是罪。不管你自覺或不自覺，你都是犯下這樁罪行的兇手。你必須負責任。這是西方的生命態度。

在中國，不知情者，當然無罪。情勢所逼，人為了活下去所作的判斷或手段，都是得到諒解，甚至必須得到原諒。

余華、哈金、莫言等中國作家的小說永遠是那麼悲涼，卻沒有控訴。你可以詛咒某個時代、某個事件、某個情勢、但，個人卻沒有責任。都是一個面目模糊的群體，一個無法鎖定的時間或不能控制的局勢。人那麼渺小。那麼無能為力。因此也負不了任何責任。踐踏或被踐踏，都是一種個人意志不能影響的「不得不」。

然後，時光流轉，情況倒置，角色交換，大家挪挪身子擠一擠，還是想辦法活下去。

可，人活著是為了什麼。活著本身，就能算是一種目的嗎。社會由個體組成，但每個人又似乎跟這個社會所發生的事情毫無關聯。

胡同的夜很深，說故事的朋友在黑暗中搖頭，「你問太多問題了。在中國，問太多問題，是會活不好的。」

(新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