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初導英語片《藍莓之夜》，為坎城影展揭幕。英國媒體說，坎城揭幕片通常不是博得滿堂彩就是引來滿場噓，今年《藍莓之夜》讓人情緒一路平，都已燈亮散場卻還感覺電影節根本沒開始。像一瓶該開而未開的香檳，令人索然無味。

法國媒體砸砸嘴，又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公路電影，霓虹燈、咖啡店女侍、無止盡的公路、破旅館、碎心人，看來王家衛不是在做藍莓派，而是在烤他的美國派。

當年楚浮第一次執導他的英語片《華氏451度》，也是滿頭包。大師的法式散文魅力轉舌說英文，忽然靈氣盡失，成了個煽情大舌的蠢蛋。如同英語報紙對諾亞瓊斯《藍莓之夜》所演角色的台詞深深寄予同情。她自己寫的歌詞都比那幾句令人發噱的台詞來得高明，他們說。

國際化，或不國際化，都是個問題。

台灣導演楊德昌拿了坎城影展導演獎後，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表示接下來他要去好萊塢發展。記者問他，難道去好萊塢是電影人最後非得步上的一條終極道路？做一個以區域文化為創作特色的亞洲導演，真的不能夠留在自己的環境繼續創作？楊德昌回答，兩個主要理由：一是台灣電影工業已死；二是，好萊塢之於電影工作者，就像NBA美國職業籃壇之於籃球員的意義，任何自覺優秀的籃球好手，終究要到NBA場子上一試身手。

同樣，一向善於思考存在與生命深度的德國導演溫‧文德斯，最近幾年也在好萊塢工作。在他執導的紀錄片《樂土浮生錄》結尾時，他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安排。這部片紀錄一群年齡均七十歲左右的古巴資深樂手，處於半退休狀態，卻重新被一位美國音樂製作人挖掘出來，灌製唱片的一段記事。片中，不時出現，白色大浪越過堤防打在車輛熙攘的海灣道上，於具有風情的陳舊建築所製造出來的深淺陰影之間，一輩子浸潤在哈瓦那的老人緩步顛行，露出屬於他們獨有的思索表情。古巴世界如同老人的世界，是一個逐漸沈寂的世界。

到了片尾最後二十分鐘，美國唱片製作人歡喜宣布，他們將去美國紐約卡內基中心表演。先前一臉孤寂、安靜卻深情的老人們頓時笑顏逐開，樂得手舞足蹈，片子至此忽然轉為音樂錄影帶的華麗風格，長鏡頭少了，短鏡頭不斷跳接，顯現歡樂愉快的氣氛。到了紐約，一個老人佇立街頭，觀賞高聳建築物之中幾近峽谷的街道，車輛如大川流過，他留下「這裡真是太美麗」的評語。另兩個老人一起在他區散步，對櫥窗指指點點，互相認同「這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感受。片子的高潮點即在他們終於在卡內基中心登台，接受觀眾安可歡呼。片子至此結束，留予觀眾一股圓滿的情緒。喜愛音樂、終生奉獻音樂事業的老人，終於完成了他們夢想的旅程。旅程的終點是美國。

熟悉溫‧文德斯作品的影迷看到這樣的安排之後，當然會覺得不可思議。同樣的一個導演，才在他的《里斯本故事》提出一個關於現今世界如何大同小異的控訴。雖然，他在《世界末日》描繪了一個全球化路線流暢的世界，也表達了對浪遊的迷戀，但他卻使用了夢境去強調世界同化後人類無路可逃的憂困。

對溫文德斯最簡單直接的批判是，他終究是一個西方人。無論如何有哲學上的深度，他也無法拋棄他在世界地圖上的強權位置。對他來說，弱勢文化進入了強勢文化的殿堂，這就會是文化交融、世界和平的終極表現。卻忘記了這有點像官員在使用橡皮圖章，沒有經過認證的手續，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文化表現。完全還是以西方為本位的文化態度。

楊德昌的邏輯，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在台灣一直都有這些主導電影工業的文化菁英，口口聲聲說台灣沒有文化，台灣沒有市場，台灣電影已死。同樣一批人，年年都在拿國家的輔導金，去國外得獎，回頭順道批判國內觀眾如何缺乏文化素養。同樣一批觀眾卻支撐出當年的春暉電影台、誠品書店和大大小小無數影展等理應冷僻品味的市場，還讓米蘭昆德拉、卡爾維諾、艾柯、馬奎斯等在西方世界也算難以閱讀的作家作品大為暢銷。楊德昌可以被質疑的地方，就像捷克人對米蘭昆德拉的埋怨，是一個文化身份的販賣嫌疑。他拿了自身文化作一個踏板，去取悅了他想像中的文化中心，安心接受了對方給他的角色安排。

過去十年，表面上中國和台灣電影在影展獲獎無數，華人電影工作者競相插足好萊塢，但是，也早有異議指出，這些得獎作品包括色彩運用與議題的選擇，大多太過符合西方對於東方的傳統想像。支持得獎作品的一方則強調，正是因為這些電影反映出中華文化固有的情調，堅持本身的特色，加上又能顯示一種普世價值，所以才值得讚賞。

照理說，資訊流通，交通方便，這個世界已經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來去自如，個體自由意志被彰顯，在哪裡工作，為哪一個社會服務，已不是重點。一個人應該能夠脫離政治的控制，行使他自由生活的權利。他要如何呈現他的觀點，如何創作，甚至如何販賣自己、或想要販賣的對象，說真的，都是他自個兒的價值判斷。

不過，我想到一部好萊塢浪漫喜劇片《為你瘋狂》，一位法國人告訴他的美國朋友，「在超人的故鄉，每一個人都是超人。唯有來到地球，超人才真正值得希罕。」譬如他的法國口音，在法國極為普通易見，到了美國，卻讓他成為擁有一口性感腔調的男人；而他的法國家常菜手藝，更讓他足以掛上「法國名廚」的招牌。

在文化互相碰觸的時刻，難免會出現這類超人迷思。就好像中國人不理解外國人為啥這樣吹捧著章子怡，對他們來說，北京走一遭，處處能碰上這種鄰家女孩；而法國人眼裡只算可愛的奧黛莉朵杜，在亞洲人眼裡是驚天動地的美麗。

無意間當上文化超人的創作者，或許有一時的優勢，可是他們也會隨即遇上一個困境：那就是繼續販賣自己的文化特色，如中國音樂工作者譚盾住到紐約，還是要上CNN談中國哲學和中國民族音樂；或是誠實面對自己新的文化位置，像移民美國的香港導演王穎開始拍攝純美國影片，市場成績及影評反應便即刻不如從前，當時他以描述亞裔移民辛酸史而成名。

超人沒有了超能力，就會跟普通人一模一樣。拉丁歌星瑞奇馬汀清楚此點。在他出名後，乘勝灌製了第一張英文唱片，他再三強調，雖然他開口說英文了，他希望仍能帶給歌迷拉丁情調的享受。

如果，那些古巴老樂人也決定開口說英文，打算在紐約住下來，他們將看起來就像住在皇后區的一般拉丁老人，貧窮、邊緣化、庸碌平凡，少了異文化的神秘魅力，不知道溫‧文德斯還會不會想為他們拍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