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走路上學要穿過一條宛如龍腹的地下通道。通道的車流繁忙而吵雜，入口的電線桿時常懸掛苦主的悲泣控訴，廉價木板寫著怵目驚心的血紅大字，要求目擊證人出來指認某年某月某日將他們親生孩子撞死此處卻肇事逃逸的司機或車輛號碼；接著，我穿過一家臭氣沖天的加油站，沿著過了清晨六點就炎熱不堪的柏油路，裹在一條鬧烘烘的摩托車煙霧裡，經過酒廠、化學工廠，來到鉛筆工廠旁邊的學校。
沒有長鬍鬚的百年榕樹，沒有打彈珠的孩童，沒有充滿喧鬧蟬聲的寂靜午後，沒有寧靜的稻田和茶園。我長大的台灣社會並不是候孝賢電影裡那個安靜帶點甜美憂傷的世界。
那是一個急於工業化以達到現代化的時代。八Ｏ年代的台灣，苦苦追著各式經濟指數，中小企業單打獨鬥的創業血液流竄於每個男女老幼的體內。一家子攢起來過日子，父親早出晚歸，始終見不到人，母親上班工作兼作家庭代工，小孩背過重的書包去上公立學校，剪一頭違反地表上所有美學標準的髮型。男孩唸理工和醫科，女孩唸商科或結婚，想要學舞蹈、拍電影、搞劇場、當總統，都會讓父母傷心。周圍的有錢人叫「暴發戶」。所有人均是一夜致富。有了錢，他們把孩子和錢財送去美國，除了買房子，還是買房子。
那時的台灣，還沒有日本偶像劇，「幸福」這類詞句並不太流行。台灣的童年並不悲慘，但也稱不上是普魯斯特的貢布雷。我只記得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等待的情緒。就像黑夜即將結束前的一刻。似乎，每個人都相信，只要我們不怨天尤人，埋頭工作，會有那麼一天，該有的，我們都會有。如同樹木剛剛種下的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雖然那些樹木目前只有醜陋枝幹，一片葉子也沒有，我們滿懷希望，期待有一天它會如同倫敦的海德公園或紐約的中央公園一般詩情畫意。
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天祐台灣。
作為一個孩子，我也跟著默默等待。雖然放眼望去，一丁點美麗的東西也無。只有破碎的路面，過擠的校園，污染的天空，違章的建築，防盜的鐵窗，粗魯的成人，八股的教育，貧乏的娛樂。但，我從大人的表情知道，這只是黎明前夕的過渡期。我只要懂得閉嘴，把自己準備好，台灣社會將會如同我所幻想的一樣完美：我幻想一流的美術館，只要我想要，我都能去晃蕩，發呆；我幻想一流的劇場，每個星期五都會有令人驚喜的首演；我幻想一流的書店，週日下午我能去聽著名詩人朗讀他們的新作，索取他們的簽名；我幻想一流的建築，我能常常單獨漫遊，不做什麼，花很長很長時間享受自己的城市；我幻想，自己會成為一個作家，像海明威一樣帶個鈍頭的鉛筆，坐在一家常去的咖啡館，認真地寫作，尋求出版的機會。
我安靜地等待。寂寞地成長。大學時代，台灣戒嚴結束，各種禁忌浮動，從校園一路靜坐到了中正紀念堂，陳明章的音樂、莎士比亞的劇本、楚浮的電影、村上春樹的小說、傅柯的文化論述，隨著我成長入社會，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同時，周圍台灣社會如同動畫片畫面般樓起樓落，道路延展，從半開發的渾沌狀態逐漸轉為成熟開化的結構，我們有了大眾捷運、美術館、書店、咖啡館、電影院、時裝店，百花繁榮的傳媒產業與出版工業，和，偉大的民主選舉。在我人生二十到三十歲的黃金時光，我的台灣努力要成為一個自由的象徵、文化的搖籃；最重要的，一個現代的社會。
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很「酷」的台灣人。我有機會去印度旅行，閱讀本雅明和馬奎玆，懂得如何喝鐵觀音，也會寫書法。我的人生旅途上，不斷遇見陌生的人們，看見陌生的景色，而我一點也不畏懼。我只是充滿激情地向外張開我的雙臂，等著擁抱世界給我的考驗與驚喜。我是一位全程緊盯窗外飛馳畫面的旅客，當列車快速疾馳，沿途的每道光影，每種氣味、每處景色，都隨著迎面而來的勁風吹入我皮膚的每個細胞，漲滿它們，撐破它們。我是自由的。每個旅客都是一個自由的人。
自由，你會以為我要用這個字眼來形容後來的台灣社會。而我卻不是要尋找這個字眼。複雜，是我真正要使用的字眼。是的，我之所以能覺得有點「酷」的原因，是因為我的社會容許我有一點迷人的複雜性。我不是一個單純面向的人。我擁有多重身分。如諾貝爾獎得主的印裔經濟學家Amartya Sen所說，「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義大利人，女人，女性主義者，素食者，小說家，經濟保守主義者，爵士樂迷，和倫敦居民。」身分如陽光下的三稜鏡，隨著鏡面的轉動，將會反射岀不同的光芒，端賴光線從哪個角度折射。我是我以為的自己，也是別人以為的自已；不是自己看見的自己，也不是別人看見的自己。
因為複雜，所以精采，花樣，深沉，所以出乎意表。所以酷。我只要專心去活，生命本身就是我存在的目的。我以為，這種豐富的複雜性正是痛苦經過工業污染的台灣社會一直等待的，是我的父母犧牲了他們整代人的優雅，執意要送給我這一代人的禮物：一種真正的現代性。
純粹現代的存在並不僅僅指涉多樣的選擇或多重角色的跳接。那是現代性的結果，不是起因，雖然對選擇自由的渴望確乎是個源頭。現代性鼓勵流動，容許拼貼、游移，接受各種不確定、不協調，甚至強烈的突兀。十九世紀英國畫家透納第一次明確將「現代」呈現在眾人面前時，他用傳统油畫技法畫出了絢爛溫暖的落日，遠遠從落日衝過來的卻是一個醜陋無名的黑色怪物。那是一個火車頭。他同時又畫了海水波光粼粼的寧靜港口，天空旋著飛翔覓食的點點鷗鳥，裡面停泊的不是鑲著希拉女神頭像的優美帆船，卻是一艘巨無霸煙囪的鋼鐵輪船。一次大戰後，驚世駭俗的達達主義短命卻影響深遠，因為自此精準塑造了現代性的面目。一九一七年杜象將搪瓷小便壺當作藝術品展出，直接挑戰了狀似完整的傳統美學定義。大眾以為他們要掀起一場革命，其實藝術不過是本分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混亂現實，如霍布斯邦所說，前衛藝術所「描繪的對象乃是世界的崩潰」。
二十世紀初，傳統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歐洲剛剛經過一次大戰，自由主義面臨窘境，共產革命橫掃歐陸，戰亂與國土重組造成人們自我認知的改變，流亡遷移打亂了原本為穩定環境所凝固的文化傳統，讓不同的生活散落、碰撞、融合或相互抵制。人們對自己角色的安排全部打散重來。及至二次大戰、世紀末的網路革命，已經沒有一件事情是在個體的主觀控制之下。一個人的環境持續在變化，等待重組，重新定義，不斷詮釋。
現代性的孩子繼承了一個被徹底瓦解的世界。上一代負責挑戰威權，發動、又反對戰爭，搞性革命，拆遷語言，毀壞傳統，打垮道德。等到我們出生時，這個世界已是不可信賴，混亂無序，無法一眼辨讀了。懷疑是正常的精神狀態，顛覆是重複使用到幾近濫用的字眼；我們不要依賴、不能相信、不想崇拜，因為四周只剩扯掉虛偽外表的政治語言和人類不復刻意掩飾的赤裸慾望。
我們活在一個電子化的人造幻境，當影像、聲音、味道都已是堪可操弄的物品，誰會相信自己易騙的感官所接受到的任何訊息。一旦你讀過了傅柯、德西達、本雅明、米蘭昆德拉、夏目漱石、張愛玲，你就回不去那個純真的年代。那個真理品種非常單一的年代。
什麼是真理？就是正確答案。可以練習詮釋、試圖分析、努力理解，但不能祈求一個終極答案。因為，一是，人類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答案永遠正確無誤；再者，我們所面對的世界已經複雜到無法用一個正確答案就教所有人滿足而快樂。世界禁得起剖析，禁不起膜拜。真理，是傳說中的一隻獨角獸，你用你全部的浪漫與理想去相信它的存在；但，世故的孩子不再浪費平安夜去等待聖誕老公公的出現。他並不是不相信真理，而是他也準備好相信世界存有一種以上不同的真理，或，根本沒有真理。
現代性的孩子資訊焦慮，自以為見多識廣，必然難以輕易將自己拋出去，他總是先觀察，監測，再決定是否信任。現代性不容許一個人毫不保留地信任，因為主觀的情感判斷隨時會遭到背叛。現代社會機制已過度繁雜精密，無法僅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來運作。在一個鄉民社會裡，人人都大同小異，長久居住當地，很少遷移，彼此相知相惜，分享同一價值，遵守同一份道德默契。一切都純淨，和諧，安寧，穩定，腳踏實地。人們由社區族群定義自我，被動地參與世界。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將如此鄉民社會定義為禮俗社會（Gemeinschaft），而把現代世界中形成的市民社會稱為法理社會（Gesellschaft）。法理社會裡，群體維繫靠一紙契約，不是美德，不是歲月沉澱的默契，不是彼此的良心，不是賺人熱淚的浪漫口號。例如紐約大都會，混雜了各色人種文化及不同歷史時期遷入的社群，人們群居一塊兒，並不是因為有一只邪惡的魔戒需要大家同心協力去找出來並消滅它之類的共同任務，而是因為慾望，因為選擇，因為隨機碰撞；個體與個體之間不純然擁有共識，結合的基礎乃是最普世的價值觀，譬如人權，譬如平等。
每個人容許以自身為目的，由自己生命來定義自己，如社會學家Daniel Bell的著名句子，「我是我，我從自身出發，藉由選擇與行動，我塑造自己。」個人的生命狀態不全然與社群生活有關，每個小宇宙都有他自己選擇信仰的真理。
台灣社會近年來所感受的撕痛感，不祇是政治民主的陣痛期，也是一種對現代性的適應期。台灣不再是當年一個充滿省城氣息、好男好女的有機社會。當八Ｏ年代末我第一次看見侯孝賢的電影時，我就知道，那個攸遠恬淡的台灣社會只將留在吋吋膠捲裡。至少，那早已不是一個八Ｏ年代長大的孩子的世界。
在經歷了這麼多之後，一個台灣人不可能再對自己的歷史、身分與社會保持天真的態度。如果以為台灣社會還是那個一點也不商業化、充滿人情味、凡事都為了理想、不作任何短線操作的禮俗社會，不免顯得逃避現實，迂腐造作。台灣早已依照Gesellschaft模式在運作，社會上大部分的對話與觀點卻還停留在Gemeinschaft階段，堅持我們擁有得天獨厚的純真，以為自己還住在一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村落，村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村民都是善良而誠實；所有外來者均心存邪惡，意圖不軌，應該立即驅逐。因為我們村子是「我們的」。聲嘶力竭的悲憤之後，其實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鄉愿。
現代性的前提即是不確定性。凡事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確然。環境總在前進，朋友總在來去，工作總在改變，身分總在流動。陌生人在鄉民社會是入侵者，在現代社會是你天天一起生活的鄰居。過去在台灣，所謂的外省人是本省同胞眼中的壓迫者，而今所謂的本省人在外省同胞的眼中是一個新興的壓迫者，卡謬曾寫過一本書，書名就是《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劊子手》（Ni victimes, ni bourreaux）。沒有永恆的定義，只有當下的意義。世界由水組成，隨著時空而流動無形，我們只能緊緊觀察現實，時時需要調整。盧梭說，現代生活給人一個「破碎的靈魂」。每個現代人一輩子都需要跟自己的精神分裂症相處。無可逃避。
現代性一開始便承認這個世界之不可調和。現代性從來不曾尋找協調。它不否定任何一種存在，它承認本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事物能夠並存於同一個地球，且沒有任何意圖去撮親結合。對立與衝突，自古至今就一直存在於這個凡間。
衝突並不可怕，不懂得或不願意處理衝突才致命。
我認為，分裂對立是現代性的正常表徵。傳統價值向來崇拜諧和，強調一致，不鼓勵出格，避免正面衝突。表面的統一卻不能達到真正的和平，它只會造成壓抑，阻斷溝通，強化弱勢的悲憤，給予極權機會。激烈的對話也許會讓氣氛緊張，激化情緒，破壞世界大同的假象，但，至少讓所有人的想法都清楚而大聲地表達出來，每個人都會知道彼此的底限。哲學家以薩柏林便說，真正的民主便在認清不同意見絕無和解的可能。你只能習慣它，接受它在你生活存在的真實，在你的餘生，一直帶著這個認知活下去。
在現代框架下，主附地位並不清晰，主流性並不等於重要性，精英文化有時反是邊緣文化，道德的純潔及理想的崇高都不能將世界帶到你的面前。個人，在一個他其實完全無法掌控的環境裡，奇異地成為他自己的救贖。科學越發達，所發現的世界越微小；社會越現代，個體的世界越被放大。
台灣社會在二十世紀的九Ｏ年代所得到的現代性，讓個體不再是被動的棋子，而是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傳達自己的意見，進而影響我們的社會環境。就像文學裡，最輕巧的句子，往往更能說明真相，一個個體在這個社會環境的處境與其所行使的權力其實才是決定社會集體前途的終端，而不是倒反過來。群體的集體意志在現代社會不復存在。制度只是一個機制，容許一個豐富的市民社會各自發展，然後透過他們各自的生活様貌去呈現一個社會的總貌。
救贖，說到底，畢竟是個人的事情，社會只是個體道路的匯流。只要每個人努力當一個好水電工，好廚師，好作家，好上司，好店員，那麼，活在其中的每個成員都會得到拯救。國家事務的確要關心，但是國家事務不是生命的終極答案，那是一個學習共同長期生活下來的結果，把國家事務擺在個人生活秩序之前，就像看一場電影時只急於知曉故事結局，卻忘了享受整部電影的過程。
現代性並不是遺忘了生命本身不可承受之重，無意故意輕忽公眾區域對個體造成的壓迫，也不是意圖羞辱所有仍舊想要嚴肅研究人類生命意義的靈魂。但，現代性確實選擇「避重就輕」。正是因為我們所面臨的世界愈加沉重，盤根錯節，灰色不明，如果不懂得採取輕盈飛翔的策略，怕只會跟著整個世界沉淪下去。但，這並不是閃躲，不是不負責任，也不是狡詐取巧。
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在他著名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裡談論輕的價值時，舉希臘神話英雄柏修斯為例。柏修斯穿著長有翅膀的涼鞋，藉由青銅盾牌上的倒影，得以成功砍下蛇髮女妖魅杜莎的可怕頭項；之後，柏修斯以近乎情人的溫柔保存女妖的首級，隨身攜帶，在未來戰役中當作利器使用，擊敗敵人。卡爾維諾強調，雖然柏修斯的力量在於「拒絕直接觀視」，但是「他並不是拒絕去觀看他自己命定生活其中的『現實』；他隨身攜帶這個『現實』，接受它，把它當作自己的獨特負荷。」
身為一個台灣人，我們身上所扛負的政治符號與國族糾葛未免不是一個蛇髮女妖的首級。即使她過時了那麼久，隨便讓她炯如火炬的雙眼看上一眼，都得當場石化，不得動彈。而我們每一個台灣人都在學習別過頭去，不去直觀。雖然，所有的包袱都是我們的，不會是別人的。但我以為，現代性會是我們的巨大翅膀，幫助我們飛高，看清楚整個世界的景色，而不祇是從我們所站立的地面角度。
當我小時侯穿過那條空氣渾濁、人車混雜的地下道時，我那髮型剪成西瓜皮的腦袋究竟在想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但，我記得我很需要大笑。一個能夠不把世界看得那麼嚴重的機會。
當周圍一切都顯得那麼嚴肅，神聖，缺乏幽默感，米蘭昆德拉小說《玩笑》的角色為了取悅眼前的美麗情人，開了一個輕薄的玩笑，那一刻，沒有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沒有什麼急欲要犧牲所有人幸福以達成的國家目標，沒有什麼不能挑戰質疑的社會準則，沒有一定要肅然起敬的理論學說，只有愛情的可能性，生命的愉悅，私密的甜蜜，真心的笑容；而，一個瘦小不起眼的中學生，可以歪個頭，瞇起眼睛，換個看待世界的角度。
（原發表於北京三聯《讀書》月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