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場，最自由也最不自由的現代空間，一個最具全球化代表的地點。

比電插頭更規格化，比電腦語言更一致，機場完全超脫了國族文化的痕跡，服膺無人性的機械文明法則。無論在芝加哥、吉隆坡、倫敦、杜拜或是加爾各答、新加坡、台北、約翰尼斯堡，所有機場都使用相同的語言、相同的規範，有著相同的建築功能，為了相同的目的：讓你抵達，讓你離開。在這裡，如作家J.G.巴拉德所說，飛行祛除了階級與國籍的差異，在離境大廳，不論誰都只是一個個準備流動的人類。

機場，現代文明的具體表徵。為了讓人人順暢地滑進滑出每一座城市，機場建造的原則緊貼現代生活的特質：無名，無性，高科技，光滑，講究動線，速度，連接世界。它注重提供舒適，嶄新而光潔，力求愉悅。當我們看到機場，我們想到了飛翔，離開，未來，與無限可能。機場令我們興奮，因為它代表了通往另一個新鮮領域的管道，那裡的一切都將不同於我們無聊而制式的生命。我們如此被機場深深吸引，彷如法國導演楚浮電影《軟玉溫香》裡那名中年男作家，不由自主地瘋狂迷戀上年輕貌美的空姐，不惜毀譽拋家，也無法自拔。那是一種刺激又無助的感官冒險。

是的，為了尋找刺激，我們讓自己處於無助。在機場，旅人主動繳械投降，順從而聽話，遵循每一個指標，服從每一次廣播命令。我們變成孩童，等待別人領導我們，教育我們，照顧我們。我們不再有責任，不再作主，只是聽從。海關叫我們拿護照，我們就拿護照；航空公司說不可以帶這只箱子上機，我們頂多嘆息，也許焦慮，或者抱怨，但，我們絕對會放手，將箱子留下；安檢人員要求我們打開手提袋，裡面有各式各樣私人用品，甚至有幾項會讓人臉紅的物品，我們毫不抗拒讓他們瞧個究竟；若是他們對我們搜身，摸到不該摸的部位，我們想要抗議，還沒張口，已經轉念認為他們其實很有理由對自己這麼上下其手。

進了機場，在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我們是沒有自主權的成人。這是一種管制，也是一種放任。放任的原因是我們不再擔負任務，我們可以完全倚賴別人來打點我們。我們被容許懶懶散散，無需思考，像個傻子走動。去除了日常生活的義務，我們尚未起飛，已如飄浮於雲端般自由自在。機場之所以散逸自由的氣息，也因為代表了夢想。在機場，無論是離開或剛剛抵達，都有一個未知數在外面等待我們。機場本身是一個中性的存在。在兩點之中，當旅人身在機場，他就仍游移於前往與抵達之間──什麼事都還沒有發生，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生命依然留有餘裕供他繼續幻想，不久的將來，一切都會因為他的移動而有所改善。

然而，機場也是全世界管制最嚴格的地方。既是為了飛行安全，也為了所謂的國 家安全，他們總是想要知道你是誰，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在他們眼裡，任何在機場遊蕩的旅人都是潛在的恐怖份子。他們覺得有必要監控你，確定你不會給大家帶來麻煩。

在機場，旅人明確地被管束著。沒有任何地方比機場更虎視眈眈關注每個個體的動向。當我們旅行時，介於兩地之間的機場是國家疆界確切存在的所在，那些嚴肅方正的海關櫃台就是旅人要面對的國界。若你無法提共有效的旅行證件，機場剎那成為全世界最充滿敵意的場所，令你感覺無助，孤獨，羞辱，異常恐懼。你不知道該怎麼辦。你只知道出生是一項錯誤，出門是另一項更大的錯誤。

只要一些些小誤失、一點點步驟做錯，一個原本高高興興出發的旅人，將終生墮入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再無法爬出來。

法國戴高樂機場即有一個著名的永恆旅人。他原本是伊朗人，在比利時申請政治難民身分，卻在抵達法國之際，掉了身分文件，因而被困在那棟水泥建築物裡整整十幾年。他進不了法國，沒有國家可回去，也去不了其他地方。他住在第一航廈的漢堡王和比薩店之間，告訴每個路人自己的遭遇，並靠通訊而取得了歷史、經濟及商業管理三個學位。當他的親身經歷被美國導演史蒂芬史蒂柏改編成電影，他也不能趕往首映典禮。這個旅人離不開他的機場。因為，他不能、不想也不敢離開。機場成了他唯一認識的家。

小說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寫過類似的故事，故事主角不是政治難 民，只是一個厭倦生活的中年鰥夫，渴望漂泊。他於是故意遺失護照進行一趟無 終點的旅行：沒有目的地，旅行就不會結束。他就這麼活在一種無盡的期待之中。 作家寫他最後被用輪椅送出了機場，去了一個「他假想中的目的地，那裡無須護照也能入境。」

二OO一年紐約九一一事件衝擊了人們對全球旅行的想像。搭機人數驟減，安檢 關卡前所未有地複雜，美國機場餐廳的廚師們不再拿刀作菜，奶油抹刀是他們最鋒利的器具；女人不能再穿鞋跟如鋼針的高跟鞋上機，男人不可以帶刮鬍刀上天，小孩最好把玩具槍留在家裡，長相不對的人基本上就不該離開家門。

在倫敦機場，出境不需要經過關防，只要檢查行李即可。一個美國女人有點不滿地跟友人抱怨，連護照都不看，希斯路機場的安檢工作未免太鬆懈。此時，旁邊一個白髮老先生低低地說了一句，「沒有危險，哪稱得上出門冒險？」接著，他對我眨了下眼睛。

（發表於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