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碰到大一時的同班老友M，也在學院任教，久別重逢，兩人不禁聊起當年，他說自己都躲在學生宿舍裡讀《文星》、《自由中國》、《人間雜誌》和馬克思。

「原來你這麼激進！我怎麼都不知道？」我很吃驚，因為印象中，M就是那種忠厚老實、沈默寡言，但考試總拿高分的、從南部來的好學生，和那時校園中翻天覆地的學生造反運動，完全沾不上一點邊。「喔，我們怎麼可能表現出來呢？」M的臉上出現一種說不清的複雜神情：「敢出鋒頭的，還不都是你們這些台北的學生？」

    經M這麼一說，我才想起，那時班上或社團的風雲人物，果然大多數是台北人。我們系上有二十二個女生，光是北一女畢業生就佔了一半，台北優勢不言可喻，而台北之外的異鄉學生，多住在宿舍裡自成一個神秘的天地。不過，M格格不入的心境，我卻很能理解。南部朋友曾經當面譏諷我是：「台北城」中的「台北俗」。但其實我在高雄出生，長大，我的外婆住在左營，讀小學以前，我都是由她照顧，黃昏時，便跟著她走過田埂，到池塘旁邊去撈浮萍，餵鴨子。而那時候的我只會說台語，每天陪著外婆看歌仔戲和布袋戲，我還擅長模仿布袋戲的口白，維妙維肖，總是逗得外婆哈哈大笑，還硬要拉我到鄰居前，好好的表演炫耀一番。

    國小二年級時，我跟隨母親搬到台北，真是鄉下人進城，才到台北的第一天，母親坐公車就遇到扒手，把現金扒得金光。我還清楚記得，母親回到家時，一打開門，看到我和姊姊，就抱住我們幼小的身軀嚎啕大哭起來。她說錢全沒了，自己原本想走到天橋，往下一跳，乾脆一了百了算了，但是轉念一想，我們姊妹倆人無依無靠，不得已，她只好又硬撐著身子走了回家。母親哭了好久好久，才終於站起身，搖搖晃晃地走進房間，躺到床上蓋著棉被，緊閉雙眼，非常疲憊的模樣。她這一睡又是好久，屋子裡沒有開燈，天漸漸地暗了，我也不敢吵她，只能靜靜地看著公寓被黑夜籠罩，那黑一點一滴地爬上陽台、門窗、地板、桌子和椅子，但我的心卻比起台北的夜晚還要黑，看不見一點光。

    其實，我們住在北投，也只能算是台北邊緣的邊緣，但我的功課已一落千丈，摔到十名之外。母親說沒辦法呀，因為這裡是台北，同學的競爭力就是比較強。國小畢業後，母親又遷戶口，讓我越區就讀士林國中，彷彿更靠近了市中心一點，但這回更慘了，我的成績總是弔車尾，每次月考完就被老師點名起立，指著我，大聲罵我是全班的害群之馬。母親很無奈，只能安慰我說沒辦法呀，因為這裡是士林，競爭力就是比較強。後來我一直很怕聽到「競爭力」這三個字，多半緣由自此，那是一種從邊陲到中心的恐懼感。殊不知，就連士林都還沾不上真正「台北城」的邊呢。原來地理空間，也潛藏著一種不可輕易跨越的權力位階。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是覺得「台北城」如此的遙不可及，而住在其中的居民，更遙遠得如同神話中的人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