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熟悉中國當代文學和歷史的人，便會知道劉曉波的重要性。但不知為什麼，台灣媒體對於中共逮捕劉曉波事件，似乎有些冷漠，彷彿事不關己。在這一向主張自由、民主的寶島台灣，而且正在與大陸緊密交流的今日，是否有些諷刺？

讀到楊開煌教授寫的文章「大陸的民主化邏輯」，http://udn.com/NEWS/OPINION/X1/4982073.shtml對於中共當前複雜的民主圖象，說道：「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其本質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和平等價值之上，它反對建立在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價值之上的西方民主政治，所以個人主義的作為和自由化的作風，都是北京政權不能容忍的異見，我們可與中共談「民主」，但不能談自由，所以「中國民主建設白皮書」完全沒有言論、宗教自由的論述。」換言之，我們可以批判中共的缺點和弊端，但是不能傾向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因為那是西方的產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思維也是中共從一九四零年代「延安文藝座談」以來，針對知識份子進行鬥爭和批判的最主要立論基礎。例如王實味、胡風、丁玲、馮雪峰等一些受到「五四」思想灌溉長大的文人，正都在這種思維底下，一一遭受中共點名批判，不是被殺害、就是勞改和囚禁，而這種思維所造成的後果，也在歷史上已經清晰可見了，文革的慘劇，離今天也還不算太遠。「個人」和「集體」，是否如此勢不兩立？而國家是否假「集體」之名，進行對「個人」迫害之實，並且遂行獨裁？這種理論，在二十世紀已造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無數的悲劇，但直到今天，我們似乎都還沒有對此作過清晰的思考與爬梳。把「集體」和「個人」輕易地二分，其實是一種偷懶和怠惰。而我作為一個現代文學史研究者，更深覺得這種怠惰，恐怕遺害已深，是否也造成了我們對探尋事實真相的麻木、從眾和盲目？

在五四時期，「個人」和「集體」便是不相矛盾的，魯迅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五四留給我們最大的遺產，也正在於知識份子「個人」的良心，而這一點，與「集體」並不衝突。

長久以來，台灣在國民黨教育之下，看似強調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個人自由，但究其實，沒有「集體」的基礎，這自由的根基卻是相當脆弱，反而變成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它人瓦上霜」的自私、狹窄和淺薄。台灣的媒體（與社會），對於全球環境的漠視，就是這種「個人自由」之下的產物。

不過，有意思的是，兩岸社會倒是有一個共通點：經濟至上，充分發揮華人的務實精神，只要能夠賺大錢，什麼都好，「個人」或「集體」全都可以擺到一邊去納涼。然而，這些年來大陸的經濟發展，是否果真能夠促使內部的民主，逐漸地產生，開花結果呢？值得我們密切觀察和省思，但基本上，我卻還是保持懷疑的。

台灣媒體這些年來，是否也因為大陸「有錢有勢」了，所以一面倒吹捧？我非常肯定大陸的某些成就：建立自己的經濟品牌，基礎建設的快速，甚至成為世界上不可忽略的強權，這些都值得敬佩。但關於文化方面，我總以為，政治的緊箍咒卻也是一把枷鎖，所以中國當前確實有優秀的小說家、作家、導演等等，但只要還活在這把緊箍咒下，思想就難免遭到某種程度的斲喪，而這不也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人的困境嗎？相形之下，台灣所擁有的優勢，不也就清晰可見了嗎？而我們更應牢牢把握這種優勢，不要輕易地繳械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