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五年,七月,我在杭州,坐在西湖邊上。白堤。斷橋。垂柳。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回來到西湖了,但每一回,風景自是不同,唯一始終不變的,竟是四周的遊人如織。我凝視著不斷變化中的西湖,不禁想到,七百多年以前,當來自義大利威尼斯的馬可波羅,在走過了世界上的無數座城市之後,《行紀》中最為讚賞的,卻莫過於杭州。馬可波羅形容它是「世界上最富貴名麗之城」,城中溝渠交錯,水流淙淙,有大小橋樑一萬二千座,而它所供給之快樂,世界諸城無有及者,人處其中,自信為置身天堂。馬可波羅甚至形容: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們,也是同樣的美麗、優雅、富足,他們愛好清潔,慷慨慈愛,不但彼此謹守禮儀,更毫無嫉妒猜疑之心,而婦女們則衣絲綢而帶珠寶,孕育于婉娩柔順之中……。
二OO六年,十一月,在紮營數日之後,我終於通過廣漠的無人地帶羅布泊沙漠,抵達樓蘭古國。那是一座隱匿在時光隧道之中的神秘城市,然而如今,卻只剩下幾堵泥牆,不堪辨認的破碎瓦片,以及幾根尖銳乾枯的木枝……。
二OO七年,一月,我來到馬爾地夫,目睹各式奇麗之船隻往來,帆桅雲集,身材修長健美的水手,站在甲板上,注視著水上飛機以海鳥一般的輕盈姿態,降落在蔚藍的海面上,載起異國的旅客,飛向被美麗環礁所圍繞的豪華旅舍。然而,這個商旅頻繁往來的港口都市,也將要如同歷史上的亞特蘭提斯,成為一樁沈沒在海底的傳奇了。因為根據氣象預測,在不到半世紀後的未來,這個彷彿珍珠碎鑽般漂浮在印度洋上的島國,將被海水淹沒,而從此消失在地球的版圖中……。
這些年來,我總是從陌生的一地,奔波到另一地去,去見證那些曾經存在的,消失不見的,以及正在變化中的面貌,走得越多,卻越只感到幻滅與徒然——這一切的經驗,竟都只存在於此時的片刻罷了,既不存在於上一秒,也不可能延續到下一秒去。那麼,我到底為何而來呢?我是要追尋什麼?證明什麼?難道只在證明:原來,這一切都存在於一個旅行者一廂情願的幻想之中?又或者,正如同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所說:「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對今日齊拉的描述,必須包含齊拉的一切過往。」所以,對於我腳下的這座城市而言,我到底是一個粗暴的無知之人?一個自以為是的入侵者?疏離的異鄉人?或一個消費大把美金的觀光客?
又或者,我真正的身份,其實是一個逃亡者,一個自我判刑,注定此生要不停被驅逐、被流放到他鄉的逃亡者?而每當我從一處逃往一處,從一種生活逃往一種生活,從一座城市逃往一座城市時,我卻感到,事實上,我是從一個身份逃往另一個身份去。而新的推翻了舊的,在瓦解與消失之中,新的秩序於焉建立,但這一切,終歸是即生即滅。
到了最後,只剩下一個不變的身影:匆忙奔走的旅人,沒有五官,沒有表情,沒有固定的姿態,只有滿載的記憶、想像,和無止盡的渴望而已。於是,一個聲音從那奔走的旅人體內浮出,那聲音安靜,從容,蒼老,沈穩,帶著一點點睿智,一點點悲傷,一點點尖刻,然而,卻又不失幽默和嘲諷的,提出他的質疑:你為什麼要東奔西走?你要往哪裡去?當你的旅行,只是為了證明雪確實是冷的,赤道確實是熱的,而沙漠確實是乾枯,大海又確實無邊無盡時,你這一切的旅行又有什麼用處呢?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忽必烈與馬可孛羅——《看不見的城市》中的兩個主要角色,竟只是同一人的兩面化身。忽必烈:不動的君主,位居在世界的正中央,坐擁龐大的帝國版圖。馬可波羅:來自海洋國度的旅行家,終其一生都在跨越疆界,不斷在抵達,但也不斷在離開與告別。忽必烈與馬可波羅,不動與動,回歸與出走,永恆與漂泊,穩定與不安,寧靜與冒險,這兩種對立矛盾的元素,卻注定要並存在每一個人的體內,相互牽扯,對峙,分裂,焦慮的拉扯、抗詰與解構。兩種極端的靈魂在彼此探詢,彼此猜忌,然而卻也彼此建構。
一個要問:你為什麼堅持出走?這是否只不過是一種懦弱與逃避?而你所說的那些城市,又是否只是出於謊言與虛構?你的記憶又是否可靠呢?又或者,原來你的說詞,原來都不過是一種藉口?一種自我欺騙?
另一個,則要試圖安撫內心晦暗、焦躁不安的帝王:你為什麼不走?世界如此廣裒,假如你不親眼印證,你怎麼知道果然擁有如此龐大的國土?而城市本就是由慾望和恐懼而組成,難道他們就因此不存在嗎?當你靜坐在書房之中,凝視地圖,無盡的虛空,又豈不會突然湧上心頭?而察覺自己竟是一無所有嗎?
於是,旅行變成了一種宿命的姿態,不論到哪裡,都不會找到安身立命的家。這一旅程看似何等悲哀,但又是何等壯麗。在沈從文的《月下小景》中,便記載了一個關於旅行的美麗故事〈尋覓〉。有一群在深山旅店中萍水相逢的旅者,齊聚在昏暗的燈下,各自說起了旅行的故事。他們說道:有一個A國的王子,他不辭艱辛,拋棄美麗的家園和妻兒,只為了去追尋一個想像中的美好國度B國,但當他到達B國後,卻發覺B國的的王子,也是同樣拋棄家園和妻兒,只為了前往另一個更為美好的C國,而C國的王子卻也同樣拋棄一切,不辭艱辛,只為了去追尋更加美好的D國……。無止盡的離開與追尋,同樣的命運,卻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城市與不同的人中輪番上演著,直到最後,當旅行者在經歷了二十五年的尋覓之後,才恍然大悟:譬如旅行,是為了要尋覓真理,追求理想,搜索我們的過去幸福,不管這用的是兩只腳或是一顆心,在路中即或我們得不到什麼快樂,但至少就可忘掉了我們所有的痛苦。而旅行者這也才體悟到,自己漫漫長生的旅行,原來只是為了有一夜,來到一個深山中的旅店裡,聽到一個平凡的成衣匠,說了一個故事的幾句結論,他說:「我們若要活到這個世界上,且想讓我們的兒子們也活到這個世界上,為了否認一些由於歷史安排下來錯誤了的事情,應該在一份責任和一個理想上去死,當然毫不躊躇毫不怕!」
在旅行中,辨認生活的的理想與責任,並從中誕生出莫大的勇氣,正如同在《看不見的城市》末尾,馬可波羅對忽必烈所說的:生靈的地獄,它已經存在了,那就是我們每天生活在其間的地獄,也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我們只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第一種,就是接受它,並且成為它的一部分;然而第二種方法,就是在地獄裡頭學習去辨認,什麼東西不是地獄,然後,讓他們繼續存活,給他們空間。
而這就是旅行的唯一目的,學會去辨認,去面對,並從生靈的地獄中去召喚存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