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五年，七月，我在杭州，坐在西湖邊上。白堤。斷橋。垂柳。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回來到西湖了，但每一回，風景自是不同，唯一始終不變的，竟是四周的遊人如織。我凝視著不斷變化中的西湖，不禁想到，七百多年以前，當來自義大利威尼斯的馬可波羅，在走過了世界上的無數座城市之後，《行紀》中最為讚賞的，卻莫過於杭州。馬可波羅形容它是「世界上最富貴名麗之城」，城中溝渠交錯，水流淙淙，有大小橋樑一萬二千座，而它所供給之快樂，世界諸城無有及者，人處其中，自信為置身天堂。馬可波羅甚至形容：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們，也是同樣的美麗、優雅、富足，他們愛好清潔，慷慨慈愛，不但彼此謹守禮儀，更毫無嫉妒猜疑之心，而婦女們則衣絲綢而帶珠寶，孕育于婉娩柔順之中……。
二OO六年，十一月，在紮營數日之後，我終於通過廣漠的無人地帶羅布泊沙漠，抵達樓蘭古國。那是一座隱匿在時光隧道之中的神秘城市，然而如今，卻只剩下幾堵泥牆，不堪辨認的破碎瓦片，以及幾根尖銳乾枯的木枝……。
二OO七年，一月，我來到馬爾地夫，目睹各式奇麗之船隻往來，帆桅雲集，身材修長健美的水手，站在甲板上，注視著水上飛機以海鳥一般的輕盈姿態，降落在蔚藍的海面上，載起異國的旅客，飛向被美麗環礁所圍繞的豪華旅舍。然而，這個商旅頻繁往來的港口都市，也將要如同歷史上的亞特蘭提斯，成為一樁沈沒在海底的傳奇了。因為根據氣象預測，在不到半世紀後的未來，這個彷彿珍珠碎鑽般漂浮在印度洋上的島國，將被海水淹沒，而從此消失在地球的版圖中……。
這些年來，我總是從陌生的一地，奔波到另一地去，去見證那些曾經存在的，消失不見的，以及正在變化中的面貌，走得越多，卻越只感到幻滅與徒然——這一切的經驗，竟都只存在於此時的片刻罷了，既不存在於上一秒，也不可能延續到下一秒去。那麼，我到底為何而來呢？我是要追尋什麼？證明什麼？難道只在證明：原來，這一切都存在於一個旅行者一廂情願的幻想之中？又或者，正如同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所說：「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對今日齊拉的描述，必須包含齊拉的一切過往。」所以，對於我腳下的這座城市而言，我到底是一個粗暴的無知之人？一個自以為是的入侵者？疏離的異鄉人？或一個消費大把美金的觀光客？
又或者，我真正的身份，其實是一個逃亡者，一個自我判刑，注定此生要不停被驅逐、被流放到他鄉的逃亡者？而每當我從一處逃往一處，從一種生活逃往一種生活，從一座城市逃往一座城市時，我卻感到，事實上，我是從一個身份逃往另一個身份去。而新的推翻了舊的，在瓦解與消失之中，新的秩序於焉建立，但這一切，終歸是即生即滅。
到了最後，只剩下一個不變的身影：匆忙奔走的旅人，沒有五官，沒有表情，沒有固定的姿態，只有滿載的記憶、想像，和無止盡的渴望而已。於是，一個聲音從那奔走的旅人體內浮出，那聲音安靜，從容，蒼老，沈穩，帶著一點點睿智，一點點悲傷，一點點尖刻，然而，卻又不失幽默和嘲諷的，提出他的質疑：你為什麼要東奔西走？你要往哪裡去？當你的旅行，只是為了證明雪確實是冷的，赤道確實是熱的，而沙漠確實是乾枯，大海又確實無邊無盡時，你這一切的旅行又有什麼用處呢？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忽必烈與馬可孛羅——《看不見的城市》中的兩個主要角色，竟只是同一人的兩面化身。忽必烈：不動的君主，位居在世界的正中央，坐擁龐大的帝國版圖。馬可波羅：來自海洋國度的旅行家，終其一生都在跨越疆界，不斷在抵達，但也不斷在離開與告別。忽必烈與馬可波羅，不動與動，回歸與出走，永恆與漂泊，穩定與不安，寧靜與冒險，這兩種對立矛盾的元素，卻注定要並存在每一個人的體內，相互牽扯，對峙，分裂，焦慮的拉扯、抗詰與解構。兩種極端的靈魂在彼此探詢，彼此猜忌，然而卻也彼此建構。
一個要問：你為什麼堅持出走？這是否只不過是一種懦弱與逃避？而你所說的那些城市，又是否只是出於謊言與虛構？你的記憶又是否可靠呢？又或者，原來你的說詞，原來都不過是一種藉口？一種自我欺騙？
另一個，則要試圖安撫內心晦暗、焦躁不安的帝王：你為什麼不走？世界如此廣裒，假如你不親眼印證，你怎麼知道果然擁有如此龐大的國土？而城市本就是由慾望和恐懼而組成，難道他們就因此不存在嗎？當你靜坐在書房之中，凝視地圖，無盡的虛空，又豈不會突然湧上心頭？而察覺自己竟是一無所有嗎？
於是，旅行變成了一種宿命的姿態，不論到哪裡，都不會找到安身立命的家。這一旅程看似何等悲哀，但又是何等壯麗。在沈從文的《月下小景》中，便記載了一個關於旅行的美麗故事〈尋覓〉。有一群在深山旅店中萍水相逢的旅者，齊聚在昏暗的燈下，各自說起了旅行的故事。他們說道：有一個A國的王子，他不辭艱辛，拋棄美麗的家園和妻兒，只為了去追尋一個想像中的美好國度B國，但當他到達B國後，卻發覺B國的的王子，也是同樣拋棄家園和妻兒，只為了前往另一個更為美好的C國，而C國的王子卻也同樣拋棄一切，不辭艱辛，只為了去追尋更加美好的D國……。無止盡的離開與追尋，同樣的命運，卻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城市與不同的人中輪番上演著，直到最後，當旅行者在經歷了二十五年的尋覓之後，才恍然大悟：譬如旅行，是為了要尋覓真理，追求理想，搜索我們的過去幸福，不管這用的是兩只腳或是一顆心，在路中即或我們得不到什麼快樂，但至少就可忘掉了我們所有的痛苦。而旅行者這也才體悟到，自己漫漫長生的旅行，原來只是為了有一夜，來到一個深山中的旅店裡，聽到一個平凡的成衣匠，說了一個故事的幾句結論，他說：「我們若要活到這個世界上，且想讓我們的兒子們也活到這個世界上，為了否認一些由於歷史安排下來錯誤了的事情，應該在一份責任和一個理想上去死，當然毫不躊躇毫不怕！」
在旅行中，辨認生活的的理想與責任，並從中誕生出莫大的勇氣，正如同在《看不見的城市》末尾，馬可波羅對忽必烈所說的：生靈的地獄，它已經存在了，那就是我們每天生活在其間的地獄，也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我們只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第一種，就是接受它，並且成為它的一部分；然而第二種方法，就是在地獄裡頭學習去辨認，什麼東西不是地獄，然後，讓他們繼續存活，給他們空間。
而這就是旅行的唯一目的，學會去辨認，去面對，並從生靈的地獄中去召喚存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