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台灣的短篇小說似乎越來越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了。
隨著報章媒體的變化，副刊已漸少刊登小說，而文學獎也不再具有昔日的影響力，難以締造文學的新風潮，至於網路、部落格的普遍興起，更是引走了不少眾人的目光。也因此，過去以報紙副刊、文學獎作為主要載體的短篇小說，便逐漸地失去了發表的空間，而精彩的作品也就越發難得一見。換言之，台灣的小說彷彿正在不知不覺中，經歷著一場無聲的革命，值得我們去密切地觀察和注意。
其實，在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學史上，短篇小說一直是位居主流的文類，尤其是在一九八O年代報紙媒體蓬勃發展的時期，更是達到了顛峰的狀態。一群八O年代在副刊、文學獎崛起的小說新秀們，如今多已是台灣文壇四年級輩的重量級作家，譬如袁瓊瓊、朱天心、朱天文、張大春、李昂、黃凡等，均是以寫作短篇小說見長。不過，這種情形在最近十年以來，卻已經慢慢地改變了。在台灣報紙增張之後，資訊快速膨脹，生活中的日常消費娛樂也日趨多元，而需要細嚼慢嚥、耐心品味的文學小說，便逐步地從報紙的版面上撤離了，消失了。這種現象，固然讓文學的愛好者感到些許遺憾、扼腕，但是就小說的寫作而言，卻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當小說不再受到每日版面字數的限制，也不再受到副刊主編、文學獎評審的主宰，或是承受獎項的光環、主題意識、乃至於文學使命的重負之時，小說才又回歸到了出版市場，回歸到了它本應具有的常態，而得以自由自在的揮灑。於是，很自然的，到了五年級這一輩的作家們，便多把創作的重心轉移到長篇小說之上，譬如成英姝、陳雪、駱以軍、鍾文音，甚至是更年輕一點的吳明益等等，都在短短的幾年之間，在長篇創作上交出了耀眼的成績單。而他們不論是在寫作的質、或是量上，平心而論，都已經足夠和四年級的前輩作家們並肩，甚至是超越。
長篇小說以其之長，所能容納的人事、情節與意念，當然都要遠遠超過一則短篇。也因此，這些年來長篇小說的大量出現，是一個十分可喜的趨勢，說明了即使大環境的不景氣，社會日益功利淺薄，而媒體的快速娛樂化、「蘋果化」，也都沒有扼殺台灣文學求新求變的活力，甚至反倒讓創作者更加能夠沈潛、安靜下來，專心地醞釀出一部深刻而且豐厚的作品。不過，這種轉向雖然可喜，但短篇小說所面臨的發展與困境，卻又不免令人悵然了。
這種現象也提醒了我們，台灣文學在不經意中出現的某種偏廢，過去，太過重視短篇小說，而如今卻又是嫌不足。但我私下卻仍要樂觀地以為，或許在這個乍看之下，對短篇極為不利的時刻當中，才真正是小說創作得以重新再出發的契機，而經過這一番的沈澱和洗滌，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開出一個短篇小說的新格局。
也就是說，現在可能正是我們重新反省，並且思考短篇小說此一文類的最佳時刻了。長篇小說雖然可以鋪陳情節，引人入勝，但是，要如何寫作一個成功的短篇呢？而短篇又有哪些優點，為長篇所不及？一個好的短篇小說，其實就如同是一段迷人的旋律，在一瞬之間，便足以使人永誌不忘，譬如海明威、喬哀斯等真正膾炙人口的作品，竟都是短篇。
反觀台灣，從八O年代末期以後，短篇小說便挪用了大量後現代、後殖民乃至於女性主義理論，再加上文學獎的重擔，導致文辭炫麗，形式前衛，理論臃腫浮誇，但相對地，卻往往稀釋掉了生活中的血肉與情感，而我以為，這些對於短篇小說而言，都是弊大於利的。短篇小說與長篇最大的不同點，正在於它的篇幅短小，以至作者必須對於人、事或物，具備一定的洞察目光，以及一針見血的、提煉現實的能力，才能去蕪存菁。而長篇則不然，它形同是一次長途的旅行，或是一段思索開展的過程，所以容許作者去雄辯滔滔，收冗百端，置入各式的理論和形式的辯證。
長篇是生活的全面；但短篇卻只是一個生活中的切片，追求的是簡潔、俐落、乾淨，只要單一的事件、人情，甚至是開出一個新的視角，而在頓悟的片刻，便足已震懾人心。
也因此，台灣過去的短篇小說其實都有負載超重、用力過度的弊病，作家彷彿是在傾長篇之力，去寫作一則短篇，以致於小說臃腫雜蕪，而且更因不夠澄澈透明，而出現了左支右絀的窘態。故我以為，也唯有當所有的理論都一一退燒、剝落之後，文學獎的重擔卸去，回到生活，以一種輕鬆且簡單的態度，反倒才能夠出現好的短篇小說。
回到生活，看似容易，但其實需要一種靈視，一種過人的發現，一種逝而復返的魔力，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於是，想像力以及發現的趣味，便顯得至關重要了，而這也竟是台灣短篇小說中向來缺乏的一環。六O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模仿國外作品，斧鑿痕跡畢露，以至於蒼白貧血。而七O年代鄉土文學又背負社會改革的重擔，口號的呼喊，經常淹沒了對於現實的凝視。而八O年代又陷入理論的遊戲，作家自建迷宮，直到最後，走入死胡同中，還困不知返。如此看來，二十一世紀反倒是一個短篇小說最為自由的年代了，在擺脫了模仿西方、社會使命以及理論的遊戲之後，小說終於可以回到生活了，自在的呼吸，以自己的方式，重拾創作者最為可貴的天賦——對生活進行一種創造性的靈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