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受當代文壇矚目的杰涅日金娜（Irina Denezhkina）小說《我要！》，所帶給讀者的驚奇，其實並不在於它離經叛道的內容——有關一夜情、嗑藥、酗酒、雜交、自殺、滿口髒話的小說，我們早已經看得太多了，不過，一向嚴肅而莊重的俄國文學，卻居然也會出現了這樣的作品，倒是教人不得不好奇。

 當我們習慣了俄國文學巨擘果戈里、杜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甚至是大導演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對於人性罪惡的尖銳剖析，以及對於自然、歷史、宗教、救贖與懺悔等沈重課題的深入辯證之後，再看到這本《我要！》，大概其中除了小說的人名之外，我們幾乎再也辨認不出上述的任何一絲俄國特色了。也因此，如果把書中的人物全部都換成了英國、法國或是中國的名字，也不會有什麼不妥吧，因為它和其他國家的青春叛逆小說，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甚至是驚人的相似，更因為過度的相似，而反倒產生了一種「陌生化」的疏離效果——這真的是俄羅斯嗎？

 換言之，若擺在俄羅斯的傳統之中《我要！》當然會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異數；但若是擺在全球化的語境底下，那麼，它卻可能又再度證明了一件事情：便是不管生活在哪一個國家，年輕的一代原來都在類似的環境之中成長，從外貌、思想到生活舉止，都已越來越相像，難分你我，而且，不管是處在哪一種政治體制下的新新人類，竟都要不由自主地臣服在美國的流行文化底下，而形成了一種全球的青春狂潮共相。這群年輕人看似擺脫了傳統的束縛，但卻又似乎陷入到了另外一個泥沼。而他們看似自由自在，無所不能，但其實卻是苦悶又封閉，把自己撞得頭破血流，以青春肉體來為這場全球化的盛宴獻祭。

 很顯然的，全球化的結果，造成的已不再是區域之間的差異了，而是世代的差異。也因此，杰涅日金娜的小說，讀起來並不令人陌生，它讓我不禁想起了同樣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老大國度的中國，也誕生出不少類似的小說，如衛慧的《上海寶貝》、棉棉的《糖》、春樹的《北京娃娃》……。她們筆下的的主人翁都玩世不恭、吊兒啷噹，反威權，反信仰，也都喜歡聽流行音樂、玩樂團、當DJ、玩電腦，成天掛在網路上，身體穿環或是刺青，她們小說中最常出現的字眼，除了髒話和性之外，就是Sony Play Station，MTV、email、毒品、大麻、酗酒、暴力、一夜情，還有流行歌曲歌詞……。他們對於死亡有著極度的迷戀，他們健忘又失憶，他們可以輕易地與土地的傳統斷裂，而與歐美流行文化接軌，於是身處在自己的國土上時，彷彿是漂泊疏離的異鄉客，而真正的異鄉，反倒是成了精神上的故鄉。在〈瓦夏〉這篇小說中，杰涅日金娜便以「綠人」來隱喻這群俄羅斯的異鄉客、邊緣人：綠人終日在污水溝裡無所事事，並在垃圾車裡翻挖吃剩的罐頭，綠人不會講話，只會發出低低的嘶吼，而春天一到，綠人就發狂……。

  《我要！》，中的主角們，更讓我想起了充斥在台北忠孝東路和敦化南路上的青少年，每晚從上一間酒吧流浪到下一間酒吧去，著迷於反布爾喬亞的前衛藝術，憎惡穿西裝打領帶的中產階級，討厭上下班打卡的規律，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也排斥金錢的遊戲。正如同杰涅日金娜的小說大大暢銷，而她也以〈國家暢銷書獎〉這篇文章寫出了新世代的金錢觀，比起老一輩的人，他們其實更懂得如何付出最少的精力，以換取最大的效益，更懂得如何消費，以顯示出自己不凡不俗的品味。他們對於服飾名牌（如這本小說中出現的Sisley、 Benetton等），以及流行樂手的熟悉程度，絕對要遠遠超過對於列寧，或是托洛思基。他們喜歡做愛，但是拒絕婚姻。至於公理、正義、永恆和愛之類的玩意兒，對他們來說，更彷彿是一場天方夜譚，還不如玩電子遊戲。他們大膽叛逆，什麼都不在乎，到最後連性命都可以隨手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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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中說道：「我的生活是——健身房、性愛和牛奶。」而棉棉在《糖》的序言裡面不也明白地說：「Party、朋友、男人、愛情、電費單、盜版VCD、唱片、打口唱片、酸奶、巧克力、辣椒，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圍繞這些在轉，而不是寫作。」這到底是一種異相呢？還是共相？當全球的青少年們都在操持同樣的語彙，書寫相似的生活時，我以為，恐怕才是這一代春春最為殘酷蒼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