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得要從一九三一年、冬天、上海說起。
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年輕女作家，以一篇大膽描寫少女性幻想的小說〈莎非女士的日記〉，而在上海灘名噪一時的丁玲，才不過二十七歲，卻已經遭逢了人生中的巨變。她的丈夫胡也頻，因為加入共產黨，而遭到國民黨的逮捕，被關在龍華監獄中。
龍華監獄就在今天的徐匯區南邊一帶，是三O年代上海最惡名昭彰、專關政治犯的地方之一。丁玲的至交好友、也是小說家沈從文，曾經陪同她一起前往監獄，探視胡也頻。二十年後，丁玲回憶起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時的場景：
果然，我看見他了。我大聲喊起來：「頻！頻！我在這裡！」也頻也調過頭來了，他也看見我了，他正要喊時，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對從文說：「你看他那樣多有精神啊。」
這時，他們三個青年人雖然置身在險惡的環境裡，卻依舊是樂觀的，並且對於未來充滿了一股積極的希望。因為他們還不能夠知道，這一次，竟然就是此生的最後一眼了。在寂靜寒涼的午後，天空中依依落下了潔白的雪花，落在他們年輕的黑髮上，眼簾上，嘴唇上，但在一瞬之間，卻已是永恆的訣別。
過沒多久，胡也頻便遭到秘密的槍決。
在得知丈夫的死訊時，丁玲並沒有掉下眼淚，她只是抿著嘴，對每一個前來慰問她的人，微笑道謝。三個月之後，丁玲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一個人的誕生》，其中收錄有〈一九三O年‧春‧上海〉等作品。在這本小說集中，丁玲明白透露：她再也不是昔日那位多愁善感、浪漫愛美的少女「莎菲」了，而她即將要蛻變成一個左翼的革命鬥士，並且比起任何人，都還要來得更加的堅決、激進、敢衝、敢言。
一九三三年，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的特務綁架，押往南京，軟禁了長達四年之久，許多人都以為她是死了，沈從文還特地寫了一本《記丁玲》，來悼念她這位「圓臉長眉」的摯友。不過，丁玲並沒有死，等到她再度出現時，人已經是到了陝西的延安。這一回，丁玲穿上了軍裝，熱情投入紅軍的革命隊伍。毛澤東在窯洞中設宴席，歡迎她的到來，還特別填了一闕詞「臨江仙」送給她，詞末曰：「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便是發生在上海的、一個女人的傳奇故事。
我們總是很容易就迷惑於上海光鮮的外表，以及十里洋場的絕代風華，老飯店、爵士樂、洋房、舞廳、酒吧、咖啡館、戲院、霓虹燈、百貨公司、社交名媛、商業大亨……，但事實上，上海這座城市不只如此而已，它遠遠要來得更加複雜許多。
在中國近百年來的現代史中，上海不僅是「現代」（modern）（或者直接音譯成為：「摩登」）——此一西方概念進入中國的窗口，它更匯聚了無數來自於內地的農村城鎮、最最具有膽識的中國年輕人。他們不甘心受困於平凡的命運，因此告別父母，離開了自己的故鄉。他們口袋中幾無分文，隻身一人，來到了這座大上海。他們與紙醉金迷的城市，始終是格格不入，輾轉流竄在它的邊緣，比起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中的「漫遊者」，還要顯得更加的憂鬱，更加的潦倒、貧窮、寂寞，但是卻也更加的野心勃勃，對於眼前的新世界、新世紀，懷抱著一股強烈的夢想與企圖。他們自大、自傲，卻又自卑、自憐，而西方資本主義與中國農村傳統這兩種對立的價值觀，便在這些充滿了冒險勇氣的年輕心靈中，不斷的相互激盪，冒出火花，爭辯不休，或者是：巧妙的融合。
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二OO五年，我來到上海，依然可以在人群之中，輕易地辨認出這些都市漫遊者的身影：一樣的充滿了矛盾，一樣的憤世嫉俗，但也一樣的野心勃勃，懷抱夢想，不輕易向現實低頭……
可千萬不要小看了這批在上海漫遊的青年們。在一九三O年代，一無所有的他們，以魯迅作為精神的導師，有郭沫若、郁達夫、蔣光慈、夏衍、曹禺、丁玲、胡也頻、胡風、艾蕪、瞿秋白、蕭紅……，而這一群都市的邊緣人、漫遊者，十多年後，卻是搖身一變，成為知識份子的中堅力量，以及新中國的意見領袖。而昔日在上海的生活經驗，不但決定了他們對於「中國將何去何從？」此一問題的想法，更迫使他們，大多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思想的綱領，去勾勒現代中國的藍圖。
換言之，共產黨中國其實是透過一群熱血青年的推動，在上海宣告誕生的。這一座資本主義的都市，竟也是左翼革命的溫床。不過，弔詭的是，等到共黨中國成長、壯大以後，卻是拋棄、並且否定掉了孕育它的上海，而轉過身去，擁抱黃土地上的農民。而在我看來，這也正是上海這一座都市最值得玩味、也是最有趣的地方。
我們總以為上海是縱欲的、洋化的、拜金的、功利的；然而，它卻也是最激進的、前衛的、革命的、浪漫的。它彷彿同時擁有了兩張臉孔：一張臉孔是慾望至上、金錢掛帥的資本家；而另一張臉孔，卻是充滿了朝氣、夢想的左翼革命青年。這兩張臉孔混合在一起，相互疊映，難分難解，便使得上海格外的曖昧、矛盾起來。
不過，若想要瞭解現代中國，那麼，就非得要先解開中國的「上海情結」不可。也因此，上海始終吸引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