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華格納。尤其是他的《指環》，我覺得那是一齣複雜的悲劇。然而，華格納的音樂備受爭議，尤其在以色列，那當然是因為他和納粹的關係。但一直到讀了薩依德（Edward Said）與巴倫波音（Daniel Barenboim）對談錄的《並行與弔詭——當知識份子遇上音樂家》，我才似乎更瞭解，華格納的複雜性與現代地位。
我不敢說，我讀懂了這本書。但我喜歡他們談論音樂的方式。巴倫波音說：「聲音的本質是即生即滅的。」而薩依德則回答說：「起於靜默，直至靜默…」
還有巴倫波音說：「當我們談論音樂的時候，我們談的是自身如何受其影響，而非關音樂本身。以此而言，音樂像上帝。我們無法談論上帝——有些人知道上帝存在，有些人拒絕上帝存在——但我們無法談論它。我們只能談論自身對它的反應。」又譬如薩依德形容《馬太受難曲》的迷人之處，在於：「這部作品總是讓人覺得它在離你而去……」真是一語道出巴哈給我的感受。
總之，這本書感動我的片段太多了，我無法一一列舉。我只想說，比起之前大江健三郎和小澤征爾（他們兩人實在很偷懶）的音樂對話，《並行與弔詭》是精彩太多了。
尤其近年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仇恨難分難解，而黎巴嫩又慘遭轟炸，這塊人類的古文明地區，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火藥庫。不過，對於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中東的政治環境太複雜，而西方宗教的爭議，也太難理解，因此，閱讀這本《並行與弔詭》就顯得格外的有意義了。
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一書，至今仍是後殖民的經典。這要歸因於他的身世背景。他生在耶路撒冷的一個巴勒斯坦家庭，在開羅成長，後來，又移居美國，任教哥倫比亞大學。特殊的成長背景，使得他雖然研究文學，卻不會侷限在學院的象牙塔之中，屢屢透過小說、詩篇，犀利指出西方帝國主義的威權，如何滲透到全球生活與文化思維之中。而在中東衝突不斷的時刻，他也是最有力的批評家。
不過，這些都只是薩依德較為人熟知的一面罷了。事實上，他還擁有另一個層面，更隱密，更幽微，更與生命的契合，那就是：音樂。
音樂與文學最大的不同，在於音樂不需透過語言，它是一種抽象的形式，無關乎意識型態，也因此最純粹，甚至是最能觸動全人類集體心靈的一種藝術。於是當翻開這本《並行與弔詭》時，我們讀到了一個與過去不一樣的薩依德，這是一個音樂的薩依德，同樣的敏銳、聰明、博學，但卻展現了不同的美學視野。
與薩依德進行對話的，是著名的指揮家與鋼琴家巴倫波音。他同樣擁有複雜的身世背景，誕生在一個阿根廷的猶太家庭中，然後又隨遷移到以色列，之後，他又先後在倫敦、巴黎、耶路撒冷、芝加哥和柏林居住。最後，身為猶太人的他，卻選擇定居在猶太人最痛恨的德國。
誠如《並行與弔詭》的編者、也是卡內基廳資深主任與藝術顧問亞拉‧古第里米安所說：「在兩人（薩依德和巴倫波音）身上，音樂都是型塑、固定其性格的力量，這股由唱片與二次戰後在開羅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兩地，如雨後春筍興起的音樂生活所激發的熱情，更提供了豐富的養分。」而透過音樂，這兩位藝術家找到了心靈相通的管道。也因此，在這本對話錄中，他們各自闡述了許多深刻、精彩的見解，從巴哈、貝多芬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從演奏家的詮釋到音樂的本質等等，可以說是一本豐富的音樂美學之書。
不過，更重要的是，薩依德和巴倫波音花費了許多篇幅，討論華格納的音樂。以色列一向有不演奏華格納作品的默契，而這項禁忌，一直到二OO一年，巴倫波音率領國立柏林歌劇院在以色列巡迴演出時，才被打破。巴倫波音在耶路撒冷的音樂會上演奏華格納《崔斯坦與伊索德》，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薩依德和巴倫波音卻主張：音樂是超越國界、超乎疆界，也超乎語言的限制。故以色列的華格納禁忌，不但無助於理解彼此的差異，反倒更加重了種族主義的偏見。
薩依德指出：以非理性的譴責和無限上綱的責難來面對華格納這種複雜的現象，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到頭來也讓人無法接受，就像阿拉伯人這麼多年來還在用「猶太復國組織」這種話，完全拒絕去瞭解、研究以色列和以色列人，都是一樣的愚不可及，而且於事無補。如今的台灣與中國，是否也會陷入到「非理性的譴責和無限上綱的責難」之中？閱讀《並行與弔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音樂之美好，就在於它讓我們並肩坐在一起，消弭了他者的疆界，並化解不必要的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