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音樂，我相信我們可以透過音樂呼喚自由、人道與平等。」
　　「我認為我可以透過音樂製造奇蹟，天才可以透過音樂製造出來的影響力，遠勝過千萬凡人。」
　　「德國終究是我的祖國。」

　　　　　　　　　　　　　　　——電影「一個指揮家的抉擇」

　　匈牙利導演薩伯（Istvan Szabo）相當關切「在藝術之上，是否還有更高的價值」這個主題，基於薩伯個人經歷過二次大戰期間被納粹統治的切身經驗，他又偏愛將這反省，置放在二次大戰期間的納粹德國。

　　如果說，他於1981年執導的「梅菲斯特」（Mephisto）是正面直寫了一個藝術家在納粹政權底下，為擠身舞台核心而跟納粹握手的心路歷程，則2001年執導的「一個指揮家的抉擇」（Taking Sides），則是透過戰後的紐倫堡大審，以指揮家福特萬格勒的經歷，重寫一個主題近似的故事。

　　薩伯這部電影比之先前的「梅菲斯特」，要複雜太多，因為，電影敘事在宣布納粹為不義時，卻暗指了紐倫堡大審未必就正義。

　　在薩伯的電影敘事中，他營造了幾個跟福特萬格勒審查會密切相關的關鍵角色，透過這些角色的衝突，已經預設了導演將不會給出明確的是非善惡判斷。

　　主理審查的少校史提夫阿諾德，是一個從來不聽古典音樂、對古典音樂世界完全外行的美國人，他在進行審查之前，已經看過許多跟集中營猶太人被種族滅絕有關的紀錄片，對納粹厭惡至極，這意味，他不關切音樂文化，並相信自己的審查，是在進行一樁人道、正義的事件。

　　為了符合民主程序，美國又派了一個過來「協助」的年輕軍官大衛威爾斯，他的角色是防止過度的報復，負責為福特萬格勒進行必要的辯護。他是有幸逃到美國、倖免於難的猶太人，但他家人已全數罹難。

　　少校有一個德國女孩艾咪作秘書，負責行政工作。她的父親因反納粹被判死刑，因此她在戰後因著是英雄之後，獲得大家的尊敬。

　　按理說，猶太年輕人威爾斯與德國女秘書艾咪，都同樣的痛恨納粹，應當跟少校史提夫阿諾德站在同一陣線，但是，他們有一個跟少校很不一樣的背景，就是他倆都深愛古典音樂，也都著迷於福特萬格勒的指揮藝術。因在在審訊過程中，他們會出現許多對福特萬格勒的崇敬與同情，因而跟少校的立場漸行漸遠。

　　在這三個交織著正義、音樂衝突的角色之外，有另外一個次要的角色，他是俄國人，因深諳藝術，被派來審查被德國沒收的藝術作品，將之歸回物主、或物主國家的博物館（若物主全家都已死亡）。在他內心深處，是瞧不起美國的，覺得美國文化膚淺，而且，解放德國的，是俄國（史達林格勒攻防戰），不是美國（美國直到珍珠港事變後才加入戰局的）。他一跟少校阿諾德碰面，就說：「懂音樂的人都盛讚福特萬格勒對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的詮釋，請不要調查他了，免得大家都為難。」後來他發現少校堅持福特萬格勒有罪時，喃喃自語：「你這是要我的命！」

　　攸關政治的鈕倫堡大審

　　當少校奉派去審查福特萬格勒時，那審查已經攸關政治了。因為他的長官告訴他，除了那些高級納粹黨員，一定要找那些有象徵性的代表人物開刀，因此擇定了工業界、經濟界、文化界若干代表性人物，審查從嚴，盡一切可能將之定罪，以昭正義。

　　福特萬格勒，正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儘管很多人舉證他在行動上反納粹，譬如偷偷援救猶太音樂家、幫他們偷渡到瑞士，在希特勒生日的音樂會上，堅持對希特勒不行舉手禮，還振振有詞說：「拿著指揮棒行舉手禮，會戳瞎希特勒的眼睛。」

　　但是福特萬格勒卻在希特勒當政期間，擔任文化部的特別顧問，繼續坐擁指揮大權，生活優裕，還在希特勒生日時幫他舉行慶祝音樂會，此外，他跟納粹可惡的文化部長、以及其他若干主導文化宣傳的納粹官員關係密切，這是否意味他其實跟納粹有某種曖昧的關係，以致於他能坐穩音樂寶座？

　　希特勒的演講與福特萬格勒的指揮棒

　　少校為了尋找可以將福特萬格勒定罪的證據，不停的邀樂團團員跟他談他們對福特萬格勒的印象。少校卻發現，大家都在努力維護著福特萬格勒，幫他申辯他處境的艱困、以及在這樣艱困的局勢下堅持不行舉手禮是多麼的需要勇氣。少校聽到後來都忍不住問某樂團團員：「你們為什麼這樣崇拜他？」團員答：「當我在演奏過程中、最感困難、覺得自己無法呈現作曲家想要的境界時，福特萬格勒只拿指揮棒暗示著要我注意看他，然後魔法發生了，好像那音樂早就在我心中一般，我如此自然的就與樂團一起讓音樂達到高潮的境界。」

　　從不聽古典音樂、視聆聽貝多芬為一種「懲罰」的少校立刻問：「希特勒的演講最後造成群眾的高潮，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政治無所不在

　　當福特萬格勒面對少校的審查時，他談到自己當時面對的政治處境，上有戈林與吉爾伯的內鬥、都拿他工具，又不時被威脅被施壓，而他自己抱持的立場一向是藝術與政治應當徹底分開，他負有提升音樂水準的責任，只能選擇在如此艱困的處境中，利用政治模糊地帶從事反抗，譬如說，在希特勒生日那天指揮音樂會，他就辯稱：「不是生日那天，是前一天，那是貝多芬之夜。」對自己沒有像克倫貝爾、華爾特等指揮家一樣逃離德國到美國尋求庇護，他說：「他們當然該走，他們是猶太人，可是，德國終究是我的祖國。」

　　福特萬格勒表達自己在希特勒當政期間，堅持藝術與政治分開，努力在政治夾縫中，尋找音樂的空間。但對著紐倫堡大審，少校不相信他真的如自己說的可以跟政治切割徹底無關。

　　正像紐倫堡大審，整個被審查的過程，少校一樣是利用了政治情勢，迫使福特萬格勒露出破綻，將之定罪——他利用一個被發現曾為納粹工作的提琴手，要他將功贖罪的，揭露福特萬格勒的隱暗內層不為少校所知的一面。

　　這第二小提琴手也曾竭力為福特萬格勒辯護。當少校狀況外的問他：「為什麼被稱做『第二小提琴手』？」他調侃自己的說：「因為沒有資格當第一。」他的確難以進入樂團，直到納粹清除樂團中的猶太人後（這些猶太人有幾個被福特萬格勒接濟、而後偷渡到瑞士），他才有機會進入樂團。

　　當少校抓出他為納粹工作的把柄後，他為自己辯護道：「因為他們發現我曾是共產黨員，為了保住樂團位置，我只好替他們工作。」

　　現在，這第二小提琴手為了再保一次自己的樂團位置，又為少校工作了，他供出可以羅織福特萬格勒罪名的方向：「我們愛他、卻也恨他，因為他享受一切。」這第二小提琴手提供的角度，竟然是「音樂圈內的政治」，他說：「福特萬格勒和年輕的卡拉揚之間有矛盾，他討厭聽到別人盛讚卡拉揚，音樂評論家努爾，就是因為在評論中盛讚卡拉揚，竟被送到俄國前線，並死在那裡，此外，他愛玩女人。」

　　音樂圈內一樣有政治，誰說藝術跟政治可以無關？就算福特萬格勒可以撇清他跟納粹政治之間的關係，但音樂圈內的政治，造成攸關性命、不義的迫害，能說沒有罪嗎？

　　可是話說回來，少校的「正義審查」，只被賦予審查跟納粹有關的罪，他有權審判音樂圈內的傾軋與音樂家的私生活嗎？

　　嫉妒的罪

　　針對努爾的死，福特萬格勒滿臉的茫然，他承認自己在文化部長面前抱怨努爾竟然盛讚卡拉揚，但是他沒有想到努爾竟然因此就被送到俄國。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有沒有可能，他和卡拉揚之間的矛盾，因著他和納粹關係密切，致使不義的、有利於他的事早已發生多起？

　　少校更據此推論：「你之所以在1933年被托斯卡尼尼點名去美國接他的棒，卻不肯出國，絕對不是因為你被納粹陷害（註：有一種說法是，當美國盛邀福特萬格勒，納粹得知後，立刻邀福特萬格勒做文化顧問，這使美國認定福特萬格勒支持納粹，於是取消邀約。），而是因為你不敢離開，你怕從此被人遺忘，被卡拉揚取代。為何你留下？為何你繼續指揮？因為你嫉妒！」

　　對「嫉妒」這樣的指控，若能羅織成罪名，有那個音樂家沒有罪呢？

　　回到音樂

　　在少校身旁的女秘書愛咪與猶太青年威爾斯，很早就跟少校之間有著疏離。他們都愛音樂，他們無法忍受少校對福特萬格勒如此的無禮。一開始他們心中的不滿，只是在這裡。

　　但漸漸的，他們的不滿提升到對少校果真代表正義的一方的質疑。

　　愛咪因著父親反納粹，曾遭到蓋世太保的審訊。她留著淚跟少校說：「你的審訊方式跟他們完全一樣！這是不對的！」

　　當少校拿愛咪反抗納粹被處死的父親來做範例時，愛咪又說：「我的父親是在知道德國已經不可能贏時，才出來反抗。」另一次她說：「你沒有處在我們當時的環境，你不知道處境的艱困。」

　　音樂的意義大過正義？

　　既然少校也未必正義，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因為音樂對人類有更大更深遠的影響力，因此可以寬恕原諒福特萬格勒？一如福特萬格勒留在德國的初衷：「我信仰音樂，我相信我們可以透過音樂呼喚自由、人道與平等。」福特萬格勒最後一次跟少校對談時，也說：「我認為我可以透過音樂製造奇蹟，天才可以透過音樂製造出來的影響力，遠勝過千萬凡人。」少校聽後立刻譏諷：「是阿，那些把人送到煤氣室的人，邊殺人邊聽貝多芬、布拉姆斯呢！」少校說：「希特勒自殺以後，納粹選你指揮布魯克的『哀樂』悼念希特勒。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他們認為你可以代表他們。」

　　電影結局依舊是無法明辨是非的曖昧模糊。

　　當福特萬格勒灰心的低頭黯然走出，猶太青年故意威爾斯大聲放唱片，放的是福特萬格勒指揮的貝多芬「命運」，他打開窗戶，刻意放給福特萬格勒聽，以表達他對福特萬格勒的支持與敬重，並干擾正在打電話的少校，趁機反抗這一點也不尊重音樂家、自以為義的少校。

　　女秘書愛咪也於此際收拾東西離職。她早想離職，但被威爾斯勸住，他說：「妳離開，就不可能幫福特萬格勒了。」而現在，審查既已結束，她也就沒有留下來繼續協助少校的意願。

　　愛咪與威爾斯反抗的是少校，他們覺得他不代表正義的一方，甚至有非得把福特萬格勒羅織入罪不可的預謀。

　　但是，這未必表示福特萬格勒真的無辜。

　　比音樂更重要的事物

　　或許，當年福特萬格勒是有「留下、方能幫助」的心意。

　　可是，現在愛咪在發現整個審查過程並不正義以後，毅然決然離職以示撇清、抗議，福特萬格勒何以在納粹當政期間卻一直站在指揮台上呢？音樂、藝術真的偉大到成為跟納粹妥協的正當理由？有沒有可能那妥協所造成的不義，使音樂、藝術蒙上了陰影？

　　但誠如少校所說。希特勒自殺後，德國放的音樂是福特萬格勒指揮的哀樂，他說：「他們找你指揮，是因為你代表了他。」

　　福特萬格勒曾在審訊中表達：「1934那年我真該走，或許這樣更好。」

　　或許真的這樣更好。因為偉大的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在美國仍舊一樣的偉大，他離棄納粹，到美國指揮他們的音樂，所帶出來的象徵含意，只會讓他們的音樂更偉大。可是留在納粹的環境，卻會讓音樂圈內人性弱點潛藏的嫉妒，透過納粹，變成徹底不義的行動。56歲的福特萬格勒對34歲的卡拉揚的不安，因著福特萬格勒作文化顧問，不僅造成了排擠，還促成了努爾的死。

　　在電影敘事中，福特萬格勒說：「我只懂得音樂、愛極了音樂、只是單純的想在亂世中保存德國音樂的美好。」「審判人心的妒忌，有那個音樂家能沒有罪？」但在不義的納粹政權底下，妒忌所造成的謀害罪行，即或音樂家再偉大、並有最偉大的動機，豈能徹底無辜？

　　福特萬格勒，是納粹時代德國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儘管很多人舉證他在行動上反納粹，譬如偷偷援救猶太音樂家、幫他們偷渡到瑞士，在希特勒生日的音樂會上，堅持對希特勒不行舉手禮，還振振有詞說：「拿著指揮棒行舉手禮，會戳瞎希特勒的眼睛。」

　　但是福特萬格勒卻在希特勒當政期間，擔任文化部的特別顧問，繼續坐擁指揮大權，生活優裕，還在希特勒生日時幫他舉行慶祝音樂會，此外，他跟納粹可惡的文化部長、以及其他若干主導文化宣傳的納粹官員關係密切，這是否意味他其實跟納粹有某種曖昧的關係，以致於他能坐穩音樂寶座？

　　面對審訊，福特萬格勒談到自己抱持的立場一向是藝術與政治應當徹底分開，他負有提升音樂水準的責任，因此他只能選擇在如此艱困的處境中，利用政治模糊地帶從事反抗，譬如說，在希特勒生日那天指揮音樂會，他就辯稱：「不是生日那天，是前一天，那是貝多芬之夜。」對自己沒有像克倫貝爾、華爾特等指揮家一樣逃離德國到美國尋求庇護，他說：「他們當然該走，他們是猶太人，可是，德國終究是我的祖國。」福特萬格勒一再表達自己在希特勒當政期間，堅持藝術與政治分開，努力在政治夾縫中，尋找音樂的空間。

　　但負責審訊的少校，卻完全不相信他真的如自己說的可以讓藝術跟政治切割、徹底無關。少校根據若干私下訪談拼湊出來的資訊，推衍出「福特萬格勒式的政治」是：「你之所以在1933年被托斯卡尼尼點名去美國接他的棒，卻不肯出國，絕對不是因為你被納粹陷害（註：有一種說法是，當美國盛邀福特萬格勒，納粹得知後，立刻邀福特萬格勒做文化顧問，這使美國認定福特萬格勒支持納粹，於是取消邀約。）而是因為你不敢離開，你怕從此被人遺忘，被卡拉揚取代。為何你留下？為何你繼續指揮？因為你嫉妒！」

　　當福特萬格勒聽說這「嫉妒」的罪名，感嘆道：若「嫉妒」這樣的指控，真能羅織成罪名，有那個音樂家沒有罪呢？終究這是一種人性必然會出現的弱點！

　　可是，萬一真的有「嫉妒」，而且這嫉妒並且力量大到足以被納粹利用，怎能說它只是一種「人性弱點」，而不是「政治」呢？

　　當音樂成為一種信仰

　　福特萬格勒面對審訊時談到他留在德國的初衷：「我信仰音樂，我相信我們可以透過音樂呼喚自由、人道與平等。」福特萬格勒最後一次跟少校對談時，也說：「我認為我可以透過音樂製造奇蹟，天才可以透過音樂製造出來的影響力，遠勝過千萬凡人。」可是少校聽後立刻譏諷：「是阿，那些把人送到煤氣室的人，邊殺人邊聽貝多芬、布拉姆斯呢！」再說：「希特勒自殺以後，納粹選你指揮布魯克的『哀樂』悼念希特勒。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他們認為你可以代表他們。」

　　電影最終是一段紀錄片，特寫著福特萬格勒在跟文化部長禮儀性握手後，偷偷拿手帕擦自己的手，來表達他那「模糊地帶的反抗」。

　　音樂、藝術真的偉大到可以成為跟納粹妥協的正當理由？有沒有可能那妥協所造成的象徵意義，使音樂、藝術蒙上了陰影？誠如少校所說，希特勒自殺後，他們找福特萬格勒指揮哀樂，是因為他們認為他代表了納粹！是否1933那年福特萬格勒就該運用托斯卡尼尼製造出來的情勢快快離開，即或不能，也該就此退隱藏才，等不義的世代過去，再出來為藝術之美效力？

　　導演薩伯透過電影「Taking Sides」舊事重提，或許是想提醒已度過二十世紀、進到十一世紀的我們——身為藝術的愛好者、美的追尋者，在被藝術深深感動的同時，不能忘了，在藝術之上，人類還有更高的價值....但回到台灣處境，在實在算不上什麼亂世、實在算不上什麼正義化身，不過是兩黨混亂對抗的社會情境中，藝術卻老是被迫無法中立的被扣上顏色....，如何讓藝術可以不被「Taking Sides」，才是台灣社會的難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