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解體之後，這二十年間，慢慢的，有一些當年因「政治不正確」被禁演、被迫害的蘇聯電影導演，在國際電影界陸續被推薦出來。其中有一位亞美尼亞導演帕拉贊諾夫（Serguei Paradjanov, 1920-1990），他在藝術環境解禁之際，便因長期在集中營造成的身體惡性戕害而過世了，但他死前曾表達，當他於1988年拍了「吟遊詩人」，他已經死而無憾，因為他對這部電影太滿意了。帕拉贊諾夫的電影之所以被禁（如《石榴的顏色》），究其內容，其「政治不正確」絕非因其內容有著反抗蘇聯政權的內容，僅只是因為他堅持著電影本身的唯美與形式，因而違反了「社會寫實主義」。

　　看這些電影，總讓我忍不住想起「社會寫實主義」與純音樂。純音樂是在藝術領域中最最抽象的，它跟這種非常強調意識型態的社會寫實主義，本應是互相抵觸的，卻得要在社會寫實主義的要求與規範中，維持著自己純抽象的音樂的創作品質，實在難為了蘇聯的音樂家們。

　　固然，因著蘇維埃政權將貝多芬視為蘇維埃所期許的革命典範，因而接受「交響曲」這純器樂形式，但他們仍舊是將交響曲形式做了「社會寫實主義」的定義。譬如第一樂章的奏鳴曲式中，呈式部必得是「英雄或是祖國」、「敵人」等主題的呈現，再透過發展部表現「鬥爭」，而再現部之後當然得進展到「勝利」；慢版樂章呢，定義成抒情性的反思、哀悼（與戰爭主題有關的交響曲）或葬禮進行曲，第三樂章的詼諧曲需充滿民族特性的（民謠與民族舞蹈），結尾樂章則要進入到 統一、光輝燦爛的勝利、對人類的頌揚等等。

　　看這種社會寫實主義定義出來的交響曲各樂章，硬是把純器樂抽象音樂轉化成意識型態，看起來實在是挺僵化也挺可笑的。

　　但若放掉社會寫實主義的定義不管，純粹想像著剛剛所描述的四個樂章的情感調性，想像四樂章之間情感的轉換與搭配，的確，它蠻近似貝多芬交響曲的感覺，而一個有才華、有樂念、匠心獨具的音樂家，也的確能透過這種調性的搭配情感的轉換，展現音樂情感的多元與優美，它可以成就一部偉大的交響曲。

　　第五號交響曲

　　譬如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五號交響曲。

　　第五號交響曲，是蕭士塔高維契在1932年以後，音樂作品因為「背離了社會寫實主義、淪為資本主義形式主義」，一直不停的被彈劾、被批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煎熬出來的作品。

　　蕭士塔高維契自己說：「這首交響曲的主題在於人性人格的設立，作品雖然始終以抒情的風格構想，但我所設定的中心點，卻是一個人的各種體驗。而終樂章是把前面各樂章中緊迫的悲劇氣氛加以解決，進而導向光明的人生觀與生命的喜悅....總之，這與貝多芬的《命運》及「先苦後甘」的理念相同。」

　　這論述固然使第五號交響曲成為蘇維埃期許下的、「政治正確」的音樂作品，但若完全不理會蘇維埃是怎麼定義這首曲子的，單從音樂形式來聆聽，大致上都同意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五號交響曲，是他創作生涯當中的一個高峰，是他所有作品當中最偉大的傑作之一。原因恰好是蘇維埃最不認同的：蕭士塔高維契這首交響曲的形式結構相當嚴密緊湊明快均衡、旋律線所帶出來的情感起落有致一氣呵成，情感多元而飽滿，能讓聆樂者在聽後有一種情感被淨化、被昇華的、單純的美的感動。

　　第七號交響曲

　　最為「政治正確」的曲子，應當就是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七號交響曲了。這首寫於列寧格勒攻防戰之初的第七號交響曲《列寧格勒》，是在蘇聯政府動員所有的藝術家投入祖國戰爭下，產生出來的曲子。蕭士塔高維契自己說：「此曲是戰鬥詩，是對堅強的民族精神的讚歌。」這首曲子發表時，除了蘇聯，也透過電台轉播遠傳到英美，而後當總譜分譜傳到美國，立刻由托斯卡尼尼指揮NBC交響樂團初演，並透過廣播向全世界實況轉播，聽眾多達兩千萬人，引起很多的迴響。而這一切的迴響，如今看來，根本就是出自一種「政治正確」下的炒作。

　　儘管聽眾廣眾迴響甚多，但是這首曲子是否真的就是極品呢？我們看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那模仿拉威爾《波麗露》，意圖透過各種樂器跟小鼓節奏搭配的音色變化，來傳達戰爭漸漸鄰近、到最後無所不在的感覺，很明顯的出現結構上的問題，因為這一段跟前後相比，實在太巨大了，所以當第一主題第二主題終於再現、進入到樂曲之收尾，因結構之不均衡，使人有一筆帶過的草率之感，也因此，要在草率收尾第一樂章之後，緊接上第二樂章的情緒，是唐突了些。至於第四樂章，更是過於率性的冗長。

　　更別說這首曲子的慢版，情感順旋律到盡頭，仍舊是這種旋律的變形、再變形，變形再多，還是類似的情感，還加上配器繼續使用鋪陳情感很易宣染的弦樂器與銅管，唯一的變化就是從平淡到激動回返平淡，音樂又沒有被嚴謹的結構抑制，鬆鬆散散的宣洩，情感太過，真的很膩人。儘管第三樂章他符合了社會寫實主義所期待的民族風，以古俄羅斯和聖詠交替呈現對母國大地的敬意，但也因結構鬆散，情感說的過多，就變得濫情了。其實這首曲子中中版慢版不乏巧思樂念，可是總在樂念說完繼續鋪陳情感之際，便毀了，還為了戲劇化，過於神經質的讓大小聲與快慢速度，落差過大。

　　所以這首曲子在當時被大力倡導，還是因它在意識型態中扮演的象徵角色，使它徹底的「政治正確」，因而廣受讚譽，這在蘇聯、在英美，其實都是一樣。

　　妙的是蕭士塔高維契在史達林過世後，對這首曲子說出另一種心聲：這首曲子其實是反史達林暴政的一種心情。立刻，蕭士塔高維契以另一種「政治正確」，為之前的「政治正確」解套。這其實真的是蠻諷刺的。至少對當年力捧這首曲子的蘇聯而言，是打了一巴掌，呈現出在蘇聯的環境是無法究音樂論音樂的窘況。

　　第十號交響曲

　　蕭士塔高維契另外一曲相當引發爭議的曲子是他的第十號交響曲。

　　這首曲子距離他的第九號，中間跨了約有八年，又是創作於史達林死後，光就這時機，已足以引發議論眾說紛紜了。

　　其實，蕭士塔高維契八年之前創作的第九號交響曲，在貝多芬、布魯克納、馬勒以來營造出來的「９」之嚴肅沈重之感下，蕭士塔高維契竟將這首交響曲賦予短小精幹的嬉遊曲風，形式精鍊從頭到尾一氣呵成，算是相當破格的一首交響曲了，但果真被蘇聯文化當局批判成「追隨歐美形式主義」的劣等作品。

　　這段時期由於國際冷戰局勢，使蘇聯官方把交響曲的創作，再改要求為通俗易懂的民族民俗性樂曲創作，對任何不帶文字的器樂交響曲之複雜形式，都加以激烈的抨擊，蕭斯塔高維契不過是被牽累的音樂家之一而已。就在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九號交響曲之後，終於，八年間他都再沒有交響曲的創作，直到史達林死後才有第十號的問世。

　　史達林死後，蘇聯藝術環境暫時出現一點自由的氣氛，但蕭士塔高維契這首交響曲仍舊遭逢了正反兩方的爭論，反對者認為這首曲子太過灰暗，「並不符合社會寫實主義中樂觀肯定人性的宗旨。」「在現實生活中有比死亡與黑暗的力量過好幾倍的勝利的力量，應該在本曲中有更鮮明而完整的表現才對。」支持者則認為：「音樂中的戲劇化緊張感，是『樂觀主義的悲劇』，它不像一般交響曲但求追求平安無事，結果反而帶來毒害。」

　　儘管蘇聯內部正反兩方爭論不休，西方世界卻因為它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美國以其反史達林政策，高價競標取得首演，法國卻因在中南半島跟共軍苦戰，拒絕蕭士塔高維契的護照簽證，導致蕭士塔高維契也取消此曲在法國的公演。日本NHK交響樂團常任指揮瑞士籍的艾舒巴哈也以「純粹藝術上的理由」拒絕演出此曲。

　　蕭士塔高維契在面對國外記者訪問時，努力解釋說：「我想要表現的是現代人類愛和平反對戰爭的態度，因為人類在世上的使命是創造而不是破壞。」

　　這一切，使蕭士塔高維契的第十號交響曲名聲高漲，但這一切一切，跟第七號交響曲一樣，都已經脫離了音樂本身，不管東西方都是如此。

　　倒是蕭士塔高維契有一句話蠻中肯的，他就音樂說音樂的描述自己的第十號交響曲：「我覺得自己無法成功寫出真正交響化的快版音樂，在過去的交響曲中無法辦到，在這第十號交響曲中，也仍舊沒有辦到。」

　　只是，他這句話我個人並不同意，我聆聽蕭士塔高維契的第十號交響曲，覺得他是失敗在慢版樂章，關鍵是在音樂創作失之結構鬆散，除了旋律線發展，其透過樂器變換產生出來的音色變化、旋律主題對位、變奏，都乏善可陳，導致樂句冗長、情感耽溺。

　　第十五號交響曲

　　蕭士塔高維契最後一首交響曲創作，也就是他的第十五號，倒又回到他的第五號一般的顛峰狀態，除了慢版樂章仍失之耽溺，一三四樂章，在嚴謹的結構中呈現著異常活潑、童稚的氣氛，這固然跟他引用羅西尼《威廉泰爾》序曲的巧思有關，但他在第四樂章中以幽默的節奏感推進，輕笑般的進到結尾，也帶出跟以往分外不同的情感。尤其，這是他相當晚期的作品，以他對交響曲的看中，說這曲是他臨終告白的一種情感表達，倒也不為過，那麼，這首交響曲較諸以往，的確多了許多超然豁達的情感。

　　環繞著蕭士塔高維契之眾曲子的議論，恰好可以讓我們看到西方自由社會與共產極權社會，在二十世紀的大戰期間、以及冷戰期間，是如何的難以擺脫政治意識型態的純就音樂論音樂。《列寧格勒》與第十號交響曲引發世界轟動，其實非關音樂、更是關係著政治意識型態，但細數蕭士塔高維契的創作軌跡，固然迭有突破有佳作，但慢版一直洩漏著他純音樂創作的弱點，究其實，這跟思想正確與否根本無關，僅只是關係著曲式結構、音色營造、書法組織等這些蘇維埃最最不肯承認的「形式問題」罷了，恰好正是社會寫實主義要求出來的即興戰鬥風，致使蕭士塔高維契在種種「反形式」的長期風氣下，缺乏歷練形式克服慢版的機會。

　　非關音樂的政治意識型態非得主導著自己的音樂創作，大概是蕭士塔高維契這一生最遺憾、最無奈的事了吧！

　　（本文受益於跟網友pappnase的討論甚多，也參考了美樂出版社《蕭士塔高維契》中的史料，僅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