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早期響譽國際的大導演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代表作品「大國民」），也鍾愛唐吉軻德這個主題。

　　他於1964執導的「唐吉軻德」（In the Land of Don Quixote），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讓身為導演的自己、與自己手上的鏡頭進入景框中，又讓在景框外的自己的聲音也進入景框中；藉此，他讓自己跟桑丘進行了一段精彩的對話，奧森威爾斯這樣的處理，是向我們觀眾毫不隱藏的表明了：這部電影「唐吉軻德」的詮釋，是充滿了導演自身的主觀性，並讓我們知道，他的主題其實是在唐吉訶德的侍從桑丘。

　　此外，電影一開始風車扇頁在現代西班牙城市上輪轉，也表達了，導演想找現代的唐吉訶德。奧森威爾斯讓他電影敘事中的唐吉訶德，出現在他拍片的現代、而且是生產出唐吉訶德精神的西班牙土地上，又刻意的將鏡頭切到唐吉訶德銅像、復切回現代，以此重重景框，來詢問自己以及觀影者：「二十世紀的唐吉訶德何在？」

　　扮演那尋找現代唐吉訶德的角色的，便是桑丘。奧森威爾斯徹底改編了桑丘與唐吉訶德分開以後的故事，讓桑丘就此與唐吉訶德失散，唐吉軻德下落不明，以致於桑丘到處尋尋覓覓。

　　桑丘在二十世紀的西班牙土地上，到處詢問：「你們有沒有看到唐吉訶德？」隨著尋找過程，他看到三個屬於導演奧森威爾斯時代代表性的科技產品：望遠鏡、收音機、攝影機，因為桑丘知道月亮總是給唐吉訶德精神上的呼喚，他甚至用望遠鏡凝望天上的月亮，看有沒有唐吉訶德的影像，當然，他也從收音機、攝影機中尋找唐吉訶德。

　　隨後他不小心從電視中得知導演奧森威爾斯正打算拍攝「唐吉訶德」電影，因此，當他路上發現奧森威爾斯的車子，他追著問：「唐吉訶德」在哪？奧森威爾斯回答：「你這瘋子，沒看到我在工作？你主人在海報上。」

　　最後，他發現唐吉訶德一如原著，被關在籠子裡。唐吉訶德跟他說：「他們要我相信騎士精神並不存在，他們說我是瘋子。....我不能給你小島了。」桑丘這時卻回答：「其實，我現在也不這麼需要小島了。」

　　當桑丘發現唐吉訶德已失去鬥志，便千方百計要救他出籠子，並重燃他的騎士精神。景框外的奧森威爾斯這時聲音出現，問桑丘：「你累嗎？」桑丘回答：「其實....跟他在一起還蠻愉快的，他是個真正的紳士....而且，瘋子有不少是聖徒。」因此有一幕是，桑丘跟家族人開心的舞蹈，發現唐吉訶德要走，掙扎一下，毅然決然跟隨而去。

　　所以在奧森威爾斯主觀的詮釋之下，透過電影敘事與景框，他表達了：二十世紀的唐吉訶德精神，是要靠桑丘這樣的人來尋找。因此奧森威爾斯的聲音再度在景框中出現：「如果唐吉訶德是紳士，桑丘就是偉大的人。」又對景框中的桑丘說：「桑丘，我永不會忘記這重要的一刻。」

　　正因著二十世紀的唐吉軻德精神，關鍵是在桑丘這個傻子，所以電影敘事中，桑丘有很多跟唐吉訶德的對話，其實是在呈現二十世紀尋找唐吉訶德精神、必然會發生的掙扎。譬如：「騎士現在在哪裡呢？」「聖人在哪呢？」「我該作平凡人還是去跟隨騎士？」而由唐吉軻德口中說出來的真正的騎士精神「抑惡揚善、維持正義」，在二十世紀所出現的種種仿冒，也在唐吉訶德說：「未必所有的騎士都會上天堂。」中表明。

　　關於奧森威爾斯的攝影機、與自己的聲音進入景框，還有一層豐富的詮釋是：「電影導演真能透過詮釋唐吉訶德、捕捉唐吉訶德精神嗎？」這是奧森威爾斯既自負又自謙的自我表白；他一方面自負於他能夠過攝影機尋找西班牙大地上的新唐吉軻德，一方面又自謙他不可能真正找到唐吉訶德。

　　所以在奧森威爾斯的自謙下，在電影敘事中，群眾風傳：「唐吉訶德用長矛刺了攝影機」，以此暗示現代唐吉訶德的風車是攝影機。

　　還有一段對話發生於唐吉訶德與桑丘之間。這段對話是唐吉訶德一看到攝影機就說：「我好不容易出了籠子，你又要我進去？」當桑丘說：「攝影機是魔法！」唐吉軻德說：「是魔鬼。」並把代表科技的望遠鏡、收音機、攝影機罵一頓：「人們遲早自食惡果，成為科技的奴隸。」然後他跟桑丘，既棄置攝影機、復在景框中繼續騎士使命。這段對話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它承載了奧森威爾斯這個導演對自身導演使命的反省——他是站在科技尖端的人，卻了然於胸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必須讓唐吉軻德精神溢出景框之外，方能矢志追隨；因為永遠會有一個新的時代出現、永遠會有新時代必得重新詮釋的唐吉軻德精神。

　　於是在唐吉軻德的長矛下，二十世紀的唐吉軻德拒斥了科技文明、拒斥了景框以及導演的詮釋，跟桑丘繼續走在荒蕪的郊野，繼續執著著綿延於歷史中、永不終結的騎士精神；這代表精神、心靈價值的理想：「唐吉軻德」原型，不會被滿足於科技生活的聰明人發現，它只會被二十世紀定義出來的愚人尋找到。關鍵是在，我們是否願意成為那個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