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年有線電視法通過後，媒體多了起來，記者卻越來越像被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狗。每次有大人物出現的場面，常是記者比流浪狗還多，加上大批如惡犬的隨扈，如何在人牆中突圍而出，成了採訪的基本動作。

我記得那應該是九二一地震之後，台中常有大型法會，總有大人物出席。有一天來的是李登輝，記者們照例蜂擁上前搶鏡頭，我才跨出兩步，距離李登輝少說還有四、五公尺遠，一名安全人員突然一個箭步竄出來，用手肘將我架開，而他的手臂，不偏不倚打中我的胸部。

我呆了一下。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性騷擾！

這個突然竄出來擋人的動作很奇怪而且沒有必要，其他記者距離總統比我近多了。我憤怒地和他理論，他露出一副「我在執行公務，妳能奈我何」的邪惡表情。我不想再理這條惡犬，轉身尋找他們的主人。當時的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丁遠超趨前處理，他把我帶到場外，問明經過後，向我道歉。

「我不要你的道歉，不管是無心還是故意，我要求那個人親自來向我道歉！」我的要求其實很卑微。

丁遠超進去半天，我站在巨蛋預定地的空地上，混亂中只有跟我還算熟的Ｃ報記者小林目睹整個經過，好心地陪著我，這時我覺得自己像喪家之犬，沮喪透了。丁遠超出來後，告訴我安全人員暫時走不開。一直到那群人馬離開，我都沒有等到道歉。丁遠超說他回台北會給我一個交代，但下午我再度接到他的電話，也只是他「代表」道歉。

回辦公室後，我向上級報告經過，當時中部已有編輯部，但好像全國版編輯權已收歸台北，長官顯得有些為難。我寫了新聞加特稿，第二天見報只有新聞，登在七版，是以簡訊處理，大約登了五、六百字，小小的標題，完全沒有激起一點漣漪。

小林一早就打電話告訴我，他有發這則李登輝隨扈疑似向女記者伸出鹹豬手的新聞，而且有見報。他們的報紙是專業報，會登這種新聞，我有些意外，搞不好還登得比我們的大。我謝了他的義助，不過並沒有去找他們的報紙來看。

真要把事情鬧大其實很簡單，我應該在案發當下立即拿出「公車上遇色狼教戰守則」那套，拉高分貝大喊：

「色狼！鹹豬手！不要臉！你往那裡逃？救命呀！」

然後在場的電子媒體鏡頭可能全部轉向我，然後我可能會上當天中午的電視新聞頭條。一堆麥克風馬上把我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問：

「請妳描述一下過程。」

等我講完，可能會有人要我用手比出被「騷擾」的部位，以便他們把鏡頭拉近。然後一定會有人問我：

「請問妳有什麼感想？」

然後我應該表情激動地破口大罵：

「這種無恥的色狼怎能當總統的安全人員？以後還有多少女記者和更多女性要受害？我要求總統府徹查後給社會一個交代，同時不排除提出告訴，要求國家賠償一百萬元…」

最好再低頭啜泣，效果更好。

這樣肯定可以達到報仇的目的。或許電子媒體還會去找出那個鹹豬手，讓他在電視上曝光。

不過，要我這樣做，還不如叫我去燒炭算了。這輩子我最怕的兩件事，一件是打官司，另一件是變成新聞人物，尤其是在電視新聞裡曝光。這兩件事的可怕之處完全一樣：妳永遠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

對了，我當然還可以選擇去告他。

這次，我明白自己只是一隻被惡犬欺凌的小狗，那種感覺比在公車上被變態男伸出鹹豬手更令人沮喪多了。我寧可自我催眠，那個惡心的碰觸不是故意的，如果是，我不是變成一隻被性騷擾又討不回公道的母狗嗎？

我仍舊沒有留下這則新聞的剪報，所以對時間的記憶並不是十分明確。老實說，我還真寧願把這整件事徹底從腦袋裡delete掉。

感謝天，我不再是記者狗了。

暴力很可怕，更糟的是暴力的本質通常很荒謬，過程很混亂，是非很難斷。小到一對夫妻關起門來打架，一個無恥的男人利用職權對女人伸出鹹豬手，或一群男人為了工作互相不爽打群架，大到國與國的戰爭，真相通常很難還原，是非通常是，誰的拳頭大，誰就是老大。

那個記者不想當watch dog？揭發弊案為民眾看守政府一戰功成留名青史的，當屬報導水門案的華盛頓郵報那兩個記者伍華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他們把美國總統尼克森拉下台了。但是，如果沒有隨時準備提頭走路的英明總編輯(Ben Bradlee)和膽識過人的女老闆(Katharine Graham)敢賭上身家相挺，這兩個記者又能成就什麼？水門案後來因為深喉嚨的現身，證明了所謂的英雄記者原來也不過是在權力鬥爭中被大內高手利用來爆料的棋子罷了。

不過，美國至少還有水門案，台灣呢？弊案不斷，謊言漫天，記者名嘴天天照三餐罵，口水早就淹到太平洋，卻如狗吠火車。唉！怎麼又是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