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標題，很多人鐵定會納悶：「陳聰明跟林火旺有什麼關係？」當然沒有呀，「火旺」指的是林火旺，但我有說「聰明」就是陳聰明嗎？

所謂的「聰明」，是指一種菁英主義信徒的傲慢與偏見，就像林火旺在批判台大學生時所說的——「政治爛是因為人民爛，台灣人民沒有能力作決定，有獨立思考的人太少……」

這讓我想起「法蘭西思想之父」伏爾泰的一句名言——「偏見是愚民的君主」。

林火旺一度曾是馬團隊的核心成員，所以他的這番話，讓人不由得不憂慮，馬團隊是否在用這樣的心態治國。

因為菁英主義跟民粹主義，都極易讓民主社會淪為「法治的墳墓」、「人治的溫床」。

從結構與特徵的理論層次來看，「菁英主義／民粹主義」是一對反義辭；但就歷史經驗與政治實務而言，菁英主義與民粹主義卻是一對長相不同的雙胞胎，都是大眾民主的天敵。

制度化是民主政治的特徵，也是民主政治賴以不墜、不輟的基石。以此次陳聰明下台為例，出席「春酒宴」、「魚翅宴」故易招致非議與聯想，黃芳彥出境也未必沒有徇私縱放的可能，但口水證據遠多於積極證據。確立任期制之後的首任檢察總長，竟然在這樣的情況下狼狽離職，制度何在？！

更荒謬的是，國民黨立委在陳聰明下台後，醞釀提案制訂檢察總長退場機制。試問：在沒有退場機制的情況下，都可以退場了，還需要有退場機制嗎？此例一開，其實已經創造了「退場機制」，未來援例辦理即可。

這就是菁英主義和民粹主義可怕之處！在菁英主義代表性人物帕雷托眼中，「高度」和「素質」是區分菁英、民眾的判準。而在民粹主義者的心目中，西方現代民主制度的統治機關是靠選舉產生的，選出來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們欺壓窮人」，所以「對人民來說，兩害相權取其輕，專制的沙皇還比立憲的沙皇好些」。

不幸的是，菁英主義發源地的義大利，誕生了法西斯；而民粹主義的俄羅斯，則壯大了共產黨。

陳聰明下台後，誰來接檢察總長這個位子？法務部長王清峰期許未來的檢察總長，「除了生活單純簡單外，要善盡職責，一言一行要經得起考驗。」

但這幾年來，每逢檢察總長即將易人之際，各界提出來的標準還不夠多嗎？單單二○○四年檢改會的《檢察總長守則》，就臚列了「中立超然」、「維護公益」、「主動積極」、「行政監督」、「資源運用」、「個案指示」、「人事昇遷」、「與法務部關係」、「與基層檢察官關係」、「維護檢察形象」、「總長自律」等十一項。

檢改會召集人陳鋕銘甚至在四年半前，撰文呼籲「我們需要像朱里安尼的檢察總長」。

癥結不在「法制化」、而在「政治化」，如果一位檢察總長會因為「政治考量」、「政治手段」而去職，那麼再高、再多的標準都只是官樣文章。

當法治淪為人治以後，有否退場機制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在沒有退場機制的今天，可以出現一位因「拖累總統」而去職的檢察總長；難保在有退場機制的將來，不會產生一位因「巴結總統」而棧位的檢察總長。

北宋包拯在建昌、天長知縣任內，為官清正、政績卓著，獲仁宗皇帝拔擢為監察委員、首都市長。大家在電視劇裡看到包青天怒斬駙馬陳世美時，莫不鼓掌叫好；但是真實世界裡，他卻曾經因為彈劾溫成皇后的伯父張堯佐，觸怒了仁宗皇帝而離開京城，被外放到河北擔任督轉運使。

不會獨立思考的人，很爛嗎？沒有能力作決定的人民，不是正好稱了統治者的心嗎？爛政治是爛人民導致的、還是爛政客造成的？林火旺的演譯法，是菁英政治的理則學，而非大眾民主的理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