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這位港仔很不簡單！為了一個「動新聞」，立法院「動」起來，跟民間社團聯手，打算修訂《廣電》、《衛廣》跟《兒少》三法，全面管制媒體報導羶色腥內容。

老實說，立委們修法的勁兒，遠勝於前陣子美國牛肉進口的時候。難道，吃香港蘋果比吃美國牛肉可怕？！

但是，稍微瞭解傳媒發展史的人都該知道，這簡直就是捕鼠器抓烏龜——白忙一場。

假如有一個媒體老闆這麼告訴你：「我們將竭力提供所有與公眾有關、和內容適宜的事實，摒棄冗長囉唆跟添油加醋的東西。」

假如這個老闆還勗勉員工：「記者一半是外交家，一半是偵探。」

你會相信他是「另一個黎智英」嗎？不會。

但很不幸，這傢伙非但不是「黎智英的追隨著」，還是「黎智英的祖師爺」。此君正是《紐約先趨報》（New York Herald）創辦人、被稱為「傳媒魔鬼」的詹姆斯．戈登．班奈特（James Gordon Bennett）。

《紐約先趨報》提供的「內容適宜」報導之一，最著名的就是「一個惡名昭彰的花花公子魯濱遜，殺了一名美貌動人的妓女」。由於長篇累牘的大肆報導，導致法院開庭時引來無數的群眾，逼得市長也出面跟法警一起維護秩序……但是沒用，聚在法庭內的群眾變成了暴民，審判因此被迫中輟。

碰上這樣的媒體，怎麼辦？

在《紐約先趨報》創報後的第五年，也就是一八四○年，公憤跟義憤洶湧而起，紐約幾家報社聯合了政壇要角、商業大亨、宗教人士跟其他社會名流，一起聲討班奈特是報界敗類。起初，班奈特壓根兒沒把大家放在眼裡。甚至當別人抨擊班奈特不過是個「小販」時，他還大言不慚地嗆聲：

「怎樣！我現在是、而且過去也是小販，我承認這一點。只不過，我不是那種兜售針頭線腦的小販；而是販賣思想、感情、崇高原則跟學術真理的小販。」

往後幾個月，《紐約先趨報》販賣的「思想、感情、崇高原則跟學術真理」銷量掉了三分之一，多數廣告主也拒絕刊登廣告，班奈特這才不再鐵齒，開始收斂起來。

「小販」在世界報業史上，是個相當關鍵、重要這個字眼。在《紐約先趨報》、以及大他兩歲的《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等等便士報（penny press）問世之前，報紙幾乎是「上流社會」寡享的奢侈品。由於讀者必須負擔絕大部分的報紙總體成本，所以每份報紙的行情價約莫是六便士；以當時美國非農業人口的日薪七十五便士，換算成今日，一份報紙要價差不多是八十元新台幣。

因為價格昂貴而且屬於小眾市場，所以幾乎都是長期訂閱。而便士報則顛覆了這個市場慣性，正如《紐約太陽報》在創刊所宣稱的辦報宗旨——「是在每個人都能支付的價格下，將一天中發生的所有新聞，呈現在公眾面前，同時也提供廣告刊登一個便利的工具。」

所以，零售叫賣報紙的小販出現了，而廣告也替報社開闢更龐大的新獲利空間。但也正因為如此，報紙開始基於市場競爭，內容走向聳動、甚至造假。以《紐約太陽報》來說，就開闢了一個叫做「警察局」的專欄，延攬一位英國記者喬治．衛斯納（George Wisner）專門報導兇殺、犯罪、偵訊的新聞。

《紐約太陽報》甚至請了一位文思泉湧的作家李察．洛克（Richard A. Locke）搞造假新聞，說南非有位教授正在建造全球最大的望遠鏡，能讓人看到「近在咫尺」的月球。這場騙局持續長達一周，讀者每天被勾引得非買不可，報導甚至聲稱望遠鏡已經落成啟用，那位教授看到了月球表面有「奇異的植物」、「月球人的腳印」。這場騙局，讓《紐約太陽報》一躍成為第一大報。

後來，另一家對手報「拆穿了西洋『鏡』」，讀者這才發現自己上了超級大當。但很出人意料的是，公眾並沒有因此憤怒，反倒覺得「滿好玩的」。而社會大眾對假新聞的反應，也讓其他報老闆、記者、編輯獲得「啟蒙」，新聞的真實性開始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把時空從十九世紀的紐約，拉回到廿一世紀的台灣，倘若社會沒有整體性的覺醒、結構性的積極，像立法院、民間社團此次推動的「黎智英條款」，非但無法讓傳媒內容走向期待之路，甚至會衍生更多負面的效果。

針對這種「便士報現象」，加諸過多的法規限制，就真的能夠讓內容從「媚俗化」轉向「精緻化」嗎？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很可能是緣木求魚。事實上，在美國的便士報出現以前，傳播於「上流社會」的報紙，類似的情形也屢見不鮮。

大文豪馬克吐溫在小說《競選州長》裡，就描述一名原本聲望還不錯的人，從宣布參選州長的第二天起，許多謠言、謾罵就不斷出現在報紙上。一開始爆料他燒掉住家附近一座精神病院，連裡頭的病患也被活活燒死，只因為那座病院擋住了視線。接著又報導他為了謀奪財產而下毒害死叔叔，報社甚至緊急呼籲要掘墓開棺驗屍……短短幾天之後，他發表了退選聲明。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市場既然是由媒體、閱聽眾、廣告主共構成一個三角關係，就必須在這個三角形內進行覺醒、改良。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