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比婭」已經讓台灣許多政治人物、名嘴，不分藍綠通通「熱」昏頭了！

許多人都知道汪仁玠很聰明，但大家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汪仁玠之所以聰明，是因為用「邏輯」思考，不像有些資深媒體人、名嘴用「編輯」思考。所謂的用編輯思考，就是找材料時撿到籃裡都是菜，然後囫圇吞棗，靠材料編撰出一段主觀上早就認定的故事。

所以，當高雄電影節因為打算播映《愛的10個條件》，引發「藍（國民黨）綠（民進黨）紅（共產黨）」的漫天硝煙時，我立刻從聽覺上，聯想到王力宏替麥當勞拍的那支「黃綠紅」廣告。拜拜託！冷靜點，先去買本馬奎斯的《智利祕密行動》，然後到麥當勞點份雞塊邊吃邊看。記得歐～～要跟櫃檯拿黃綠紅三種沾醬。

馬奎斯，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代表人物，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般人通常是靠《百年孤獨》來體會馬奎斯，但我卻是從《智利祕密行動》去了解馬奎斯，因為我是個新聞工作者。

《智利祕密行動》用第一人稱觀點，描述在智利阿葉德政府時代，擔任國家電影公司總裁的立頓，流亡歐洲多年後易容喬裝，潛返軍事強人皮諾契特統治下的祖國，拍攝記錄片《關於智利的全記錄》的過程。

立頓在出發始終保密到家，直到妻子發現事有蹊翹而陷入極度不安，他才對家人和盤托出整個計畫。天真的孩子要立頓代他們玩一個遊戲：「千萬別忘了，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子尾巴。」那是這個家庭常玩的親子遊戲，蒙上眼睛的孩子必須把尾巴釘到紙驢子上。

「沒問題！那條尾巴會有兩萬呎長。」立頓爽快地答應，但他所謂的「尾巴」，其實是預計拍攝的膠卷長度。

電影，彷彿是跟政客指腹為婚似的，從誕生之初，就跟政治宣傳結下不解的孽緣。或者這麼說好了，政治絕對不是電影的目的，但電影卻曾經長期淪為政治的手段。所以當藍綠兩大陣營，分別以政治責難對方時，我第一個想問他們的是：

「在批判之前，你們誰知道熱比婭的愛的10個條件，是哪10個？」

昨晚看電視，藍營名嘴在「烏魯木齊七．五暴力事件」上大作文章，說大部分台灣民眾不了解疆獨分子在事件中，衝上大街見人就打、逢人便殺；所以疆獨跟藏獨不可同日而語，熱比婭跟達賴也不能相提並論。

事情是這樣看的嗎？如果這樣走馬看花就是國際視野的話，那「國際觀」跟「國際觀光團」又何別之有？首先，熱比婭自始至今都否認「幕後策劃者」的指控，名嘴們是「不知道」、「不相信」還是「不願談」？即便種種跡象都顯示、最後也證實，熱比婭真是暴力事件的「影武者」，二者之間也不能劃上等號。這就好比我們不能因為二二八事件發生流血衝突，而否定王添燈等台灣菁英一樣。

你可以憑著個人的價值觀、道德觀、是非觀，去否定局部，那是思維的自由；但絕不能用這個局部去否定全盤，那是邏輯的錯誤。

藍營名嘴展露的是邏輯的謬失，但綠營政治人物所犯的，卻是行為上的錯誤。昨天各電子媒體都刊登了達賴跟熱比婭的合照，一旁還被駭客加上淫穢不堪的上下聯與橫批。這張照片拍攝的時間跟地點，應該是今年九月十日，兩人出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的「世界維吾爾大會」。

這樣的結果，誰使致之？不是政治人物的刻意操作，是什麼！

從八八風災後，高雄市政府邀請達賴來台為災民祈福，到這次高雄電影節播映《愛的10個條件》，若說是純宗教、純藝術，而沒有政治操作的考量，那是騙人的。

台灣佛教徒絕大多數都是大乘體系，並非西藏的小乘教派。按理說，佛光山本山就在高雄，真要祈福消災，無論從地緣或者信仰來看，都無須捨近求遠、用密棄顯。好吧，綠營認為星雲大師是外省高僧、統派和尚，又為什麼不邀請慈濟的證嚴上人呢？

熱比婭從一位中國富豪排名前五位的「百萬富婆」，搖身一變成為流亡海外的疆獨領袖，甚至骨肉至親陸續繫獄仍不悔其志、不改其行，《愛的10個條件》作為以她為主人翁的記錄片，必定有相當比例的政治性內容。硬要說是「純藝術」，很難取信於眾。

在後冷戰時期已經終結、區域整合已為國際趨勢的態勢下，主權的宏觀基礎已經由「對峙」迅速向「參與」傾斜。

套用羅文嘉《二次黨外雜誌》所主張的——「一次黨外、政治民主；二次黨外、經濟民主」。陳菊主政下的高雄市政府，思維似乎還停留在「一次黨外」。作為民進黨目前位階最高的執政首長，如果思維還未進化，民進黨該如何重返中央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