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傳統文化「三十年為一世」的歷史尺規去丈量，赫然發現從一九一九年起，每隔三十年就出現一次重大的歷史機遇。

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的文藝復興；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連袂來訪，也喚醒了國人的反思及覺醒。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毛澤東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表著名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演說。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奠定大前研一所謂「大國崛起」的政治與社經基礎。

二○○九年元旦前夕，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週年座談會，提出了「胡六點」，為新的兩岸關係定了開放務實的基調。

前三個關鍵三十年，分別在文化啟蒙、政治遞嬗、經濟進展上，獲得了質量都相當驚人的歷史成就。但是從二○○九年起，「胡六點」能否開創另一個關鍵三十年，取決於兩岸政治領導人，能否如鄧小平當年所稱鬆綁觀念的小腳；否則，「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仔細分析「胡六點」不難發現，儘管基調仍為「一個中國」，但業已跳脫「中央與地方」的框架。胡錦濤將兩岸現狀詮釋為「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基本上便設定了未來談判的對等座標，也就是兩岸間「政權（黨）對政權（黨）的平行性」，而非過去「中央對地方的垂直性」。

但是誠如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所言，「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就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要讓「胡六點」可大可久，兩岸政治領導人都必須從舊思維的泥淖中脫身，否則無論是推進經濟合作、擴大各界交流、簽署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等等，都將只是逢場作戲罷矣。

就中國方面的立場而言，主權與領土完整當然是不容退讓的底線，但必須理解「本土化」與「獨立」在台灣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意識，儘管兩者曾經被政黨與政客刻意操作，而顯得界限模糊。但千萬不要忽略了，「維持現狀」才是主流民意，而且板塊與光譜遠超過「急統」與「急獨」。

而在西方式民主的選舉機制下，不同統獨主張的政黨、政治人物，即便經由民主程序掌握了行政權或立法權。但若要實踐其主張，仍須透過公投等程序以遂其目標。

換言之，北京方面無須視台獨如洪水猛獸；甚至在這方面過度敏感，反易招致反效果。這就像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有所成，除了鄧小平一開始便展現「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的企圖心之外，同時配套了矯枉過正、過猶不及的防火牆。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中，就不諱言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因為左派很容易將改革開放視為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所以「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用這樣的邏輯來看統獨，不也正是「中國要警惕獨，但主要是防止統」，因為對獨的過度反應，也是會葬送統一歷史契機的。

再從台灣方面的角度來看，朝野兩大黨都必須在兩岸政策上，一改過去短線的議題式炒作，進入中長線的論述式建設。

前者可以從「胡六點」發表之後，台灣主要政黨的表現明顯看得出來。國民黨的府院黨幾乎處於冷處理階段，並未立即有具體而著的回應；民進黨中央雖有回應，卻是一副「習慣性的冷感與反感」姿態。

殊不知，「胡六點」對國民黨而言，不啻為「天上掉下來，而且不會砸傷腦袋的禮物」。不但確立兩岸談判的對等模式，讓馬英九從「馬特首」、「馬區長」的指控中解套，也有助於兩岸脫離軍事對峙，更提供了國際、經濟的新「造鎮空間」。

而去年三二二敗選之後，民進黨主流陣營即陷入本土論述青黃不接的窘境；一方面想要揚棄舊的本土論述，另方面卻又提不出新的本土論述。從「一○二五反中嗆馬」到「一一○六圍城圍陳」，幾次重大的群眾運動，都僅能停留在議題層次。

在扁案正式進入司法審判的今天，蔡英文所要創造的已經不能只是「沒有陳水扁的民進黨」，而是「有新本土論述的民進黨」。這樣的新論述，非但不是剔除獨派的舊論述，反倒是從這個舊論述中尋找而得的新價值、新架構與新思維，那才「有所本、有所變」。倘若再自陷窠臼，全黨充斥「兩岸和平協定＝西藏和平協定」的論調，民進黨未來只能靠國民黨的沉淪而執政，就像去年國民黨靠民進黨的墮落而執政一般。

一個永遠的執政黨，一個曾經在野的執政黨，一個曾經執政的在野黨，能不能因為「胡六點」擦撞出耀眼的歷史火花，吾人聽其言而觀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