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一直受人質疑的地方是,它具有同化思想的可能性。比如說,執政者可以透過大眾傳播來宣揚對自己有利的意識型態。大眾傳播的濫觴也可能損害文化的多樣性。然而經驗事實並不全然支持這種悲觀的看法。意識型態(比如,「愛台灣」)的宣導往往不能團結人民,反而分化了人民。為了商業利益而吹捧出來的明星或產品,無法阻止自己在一夕之間失去大眾的寵愛。
研究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社會不允許人們從事大規模的實驗。然而透過電腦的模擬,科學家可以克服這樣的困難,而且發現大眾傳播並不會促成思想或文化口味的統一,反而有助於它們的分化。重點是,媒體可以加速人們向所認同的目標靠攏,也會加速分離不認同該目標的人。在演伸這個話題之前,先讓我描述科學家如何透過電腦模擬來研究這個問題。
艾什諾(Axelrod)是第一個學者,企圖透過電腦模擬來研究文化影響的問題。在他所模擬的世界裡並沒有媒體的存在。人們只是透過對鄰居的影響來達到同化的效果。艾什諾假定人的文化性向表現在若干的面貌(feature)上。這些面貌可能是對服裝款式的愛好,娛樂類型的愛好,政治立場的傾向,等等。為了方便討論,我們假定這世界一共只有10個面貌,而每個面貌各有Q個選項。
在艾什諾的世界裡,人們如何互相影響彼此的文化面貌?我們假定,有兩個鄰居,在10個面貌中有3個面貌相同,那麼他們就有3/10的機率可以影響彼此,將某個相異的面貌改變為相同的面貌,也就是說,將該面貌的選項改變為一致。簡言之,在艾什諾的世界裡,鄰居們可以根據在文化的相似性來改變彼此的相異性;相似性比較高的鄰居影響彼此的機率也比較高。
透過電腦模擬,艾什諾以及其後的研究者觀察到下面的結果。如果Q的數值小(每個文化面貌的選項少),經由人們的相互影響,這個世界最終只有一個文化。也就是說,大家都選相同款式的衣服,看相同類型的電影,具有相同的政治傾向,等等。這當然是一個可怕的世界。然而,這些研究者進一步觀察到,如果Q的數值變大,經由上述相互的影響力,文化最終會呈現多樣性,也就是說,總會有兩個人在某個文化面貌的選項不同。
隨著文化面貌的選項增多,文化的發展有分岐的走勢。這似乎是一個合理的結果。它說明了,在十九世紀以後,雖然有很多民族引入西方文化,它們本身的文化並沒有被摧毀,反而能夠與西方文化並駕齊驅。這個結果在現代化成功的國家,如日本,表現得尤其顯著。然而艾什諾的世界裡沒有大眾傳播的因素。如果加上這個因素,文化同質化的步調會不會加快?艾什諾本人並沒有研究這個問題。
另外的研究團隊將大眾傳播的因素引進艾什諾的世界裡。在新的世界中,每個人有機率受到鄰居的影響,也有機率受到某個傳播站的影響。這個傳播站所表現的文化面貌有三種可能。(一)外加的:某個獨裁政權根據自己的喜好設定了各個面貌的選項。(二)隨著整體而調整:它的每個面貌反映了全體人民所最常選取的項目。(三)隨著小集團而調整:各個小集團有自己的傳播站,它的每個面貌反映了該集團所最常選取的項目。
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研究的結果指出,隨著每個人受到傳播站影響的機率增多,文化多樣化的機率只會增多。意思是:在沒有傳播站的影響,Q的數值必須大到某個程度,比如20,文化的多樣化才會發生。有了傳播站的影響,Q的數值可以降低到20之下,文化的多樣化就會發生。研究學者承認,這是一個違反直覺的結果。然而它有沒有道理可循?下面是我對它所做的解釋。
傳播站之所以容易促成文化的多樣化,因為它加速了某些人的皈依,卻減少了這些人對其他人的影響力。如果傳播站所設定的是某個政權所喜好的意識型態,它只能快速吸引意識型態相近的人,卻分離了意識型態較遠的人。如果傳播站所設定的面貌反映了大眾的口味,其分化的能力只會更大,因為它本來就接近某些人的胃口,只會將他們更快地從其他人那裡分離而去。相反的,小集團的傳播站所能做到的分化效果遠比上面兩種傳播站為低,卻比沒有傳播站的分化效果為高。
上述的研究結果似乎說明了,在遠古時代或共產主義社會裡所表現的單一文化,或近乎單一的文化,原因並不是大眾傳播,而是人們在各種文化面貌裡可以選取的項目太少。在古代,這可能是生產力不高、分工不精細的結果,也可能是執政者刻意限制人民的選擇,因而限制了生產力與社會分工的發展。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可選擇的項目少才是單一文化的主要原因。這樣的講法似乎更可以解釋,一旦選擇的權力開放,原來單一的選擇,包括在政黨上的選擇,很快就被揚棄了。
同樣的結果也說明了,在開放的社會中,意識型態的宣導不會造成同質文化的後果,反而更容易促成文化的多樣化。我們幾乎可以說,凡是有主流的地方,就有反主流勢力的存在。這結論在台灣近年來的發展獲得明顯的支持,特別是在政治的領域上。這樣的事實以及它背後的原理對於中國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現今的中國在經濟上擁有多於過去的選擇,但是在政治以及意識型態上則刻意維持原先的侷限性。這種二元的發展在目前似乎維持著穩定的態勢。一般人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對於大眾傳播的控制力並沒有降低,在某些項目(如網際網路)的控制遠比西方有力。然而這樣的穩定性能夠維持多久呢?上述的研究告訴我們,大眾傳播並不會加強文化的單一性。中國在政治的單一性不是大眾傳播的效果,而是可選擇的項目太少。否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中國的菁英份子曾經有高度移民國外的傾向。然而東歐國家的例子顯示了,一旦民眾的選擇權開放,分化的效果很快就彰顯出來。在這方面,中國有沒有第三種途徑可以走,這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參考資料:
R. Axelrod,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 J Conflict Resolution, 41, 203-226,
1997.
C. Castellano, M. Marsil, & A, Vespignani,
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 in a model for social influence. Phys Rev Lett, 85: 3536-3539, 2000.
Y. Shibanai, S. Yasuno, & I. Ishiguro, Effects of
Global Information Feedback on Diversity: Extensions to Axelrod's Adaptive
Culture Model,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1,
pp. 80-96, 2001.
J. C. Gonzalez-Avella, V. M. Eguiluz, M. G. Cosenza, K.
Klemm, J. L. Herrera, & M. San Miguel, Local versus global interactions in nonequilibrium transitions: A model
of social dynamics, Phys. Rev. E,
73, 046119,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