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藉著生命的冒險，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哲學家黑格爾（Hegel)

似乎是延續著前兩屆高雄電影節的「藍領生活─生命故事」單元，在挑選進了許多藍領勞動者的真實故事影片之後，今年的電影節又更進一步，不再只是停留在突顯或關心人們生活的層面上，反而以更激進的立場與態度，要將觀看故事進化為動力，於是「人民力量」單元誕生了。

但這份激進，對保守者來說也許是一種冒犯。是刺痛，是敏感，是惡夢，是揮之不去的恐懼，是一種如坐針氈的不安夢靨。

自高雄電影節選入了講述東突爾吉斯坦（East Turkestan）的民族領袖熱比婭‧卡德爾（Rebiya Kadeer）生命史的澳洲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後，便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中國認為她是製造民族分裂的恐怖份子，抗議影片播出，要求撤片，而對台灣進行觀光經濟上的抵制打壓，造成了許多紛爭；但，熱比婭卻是位國際知名，並曾多次入圍諾貝爾和平獎的女性！

影片播與不播的決定，顯然已經超越二元對錯，也不只是經濟或人權觀點的辯論賽。這個現象是，某些沒有看過影片的人們，因為中國的經濟威脅而要求影展不要播映這部影片。換句話說，當沒有充分理解事物時，就不問是非，因為外在因素的施壓而排拒了認識的機會，不願相信自己具有明辨事物的能力。

因而，更深層的來說，「熱比婭事件」其實關乎著「捍衛」──如何捍衛自己的思想，如何捍衛自己的決定，如何捍衛自己的權利。

這樣挑動著強權者敏感神經的尖銳特質，正是「人民力量」單元裡12部影片的共通特色。這些影片皆以紀錄片形式為主，利用鏡頭帶領觀眾目睹第一線現場，題材包羅萬象，力道生猛驚人。包括災難後的重建以及對官方政府的怒吼控訴、被強權打壓而選擇自力發聲、挖掘與再現過去被掩埋的歷史、以及用自己的方式對社會進行革命。

這些紀錄片的主角們選擇相信自己的力量，不任憑壓迫者擺佈。他們雖是弱勢者、受害者，但當他們願意站在一起的時候，就成為了自己的主人，就能對現實造成影響。

以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為題的《寶島曼波》（Formosa Dream, Disrupt），導演在拍攝過程中選擇遞送了陳情影帶給政府而介入了現實；《緬甸起義》（Burma VJ）的民間影像記者自己拿起迷你攝影機，冒著生命危險拍下軍政府的鎮壓掃射，影像進而發送到全世界；《卡崔娜紀事》（Trouble the Water）的災民因無力撤退而手持DV固守家園，竟幸運存活並嚴厲批判了政府的無能失職；《起來！不願過勞死的人們》（A Normal Life, Please）的導演則要為了替卡車司機爭取應得的權益，和資方打手發生了嚴重衝突……

沒有遮掩、沒有修飾，這些怵目驚心的危險場面，就這樣直接且赤裸裸地攤在眼前，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都是真實發生的事件。影片描述了被壓迫者所受的痛苦和煎熬，也道盡了人們對於真相的渴求，以及為了捍衛自己的生命權利所做的一切艱辛努力。

這些卑微卻又巨大的訴求，逼使著人們展開不同的行動，自發性地拿起攝影機或勇敢站出來說話。影像也許晃動粗糙，語言也許激烈極端，但卻大膽而無所畏懼，不扭捏、不妥協、不迴避。這樣的姿態化為精神，傾注到每一部影片當中，紀錄片的紀錄特質彷彿替人們揭露了真相，也紀錄下了珍貴的歷史。

但與其歌誦這是紀錄片的力量，不如說這是人民的力量。因為背後那股敢於冒犯強權挑戰體制的勇氣，其實源自於對自我的相信。

本屆高雄電影節雖然因為《愛的十個條件》而鬧的滿城風雨，不過頗值得慶幸的是，似乎無論是藉由這些單元影片，或是影展的政治風波，彷彿才讓我們驚覺和意識到，原來，給予自己一個相信自己的機會，不僅是天經地義的事，是必定要捍衛的基本權利，更是人民力量的具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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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2009高雄電影節特刊「人民力量」單元導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