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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時候，同學間總愛互相嬉戲打鬧，最常見的就是罵人了。通常為了解決被罵的尷尬與不滿，我常帶著不屑的神情說：「哼，罵人罵到你自己！」，同學們感覺到了憤怒的溫度，或是意識到了自己行為的不宜，也就乖乖的閉嘴了。

可是台灣媒體可不是這麼一回事。日前看了公共電視播出了探討台灣媒體亂象的紀錄片《有怪獸》，一時之間腦袋裡蹦出的卻是口水滿天飛的政論談話性節目。這些節目在分析社會亂象時，總指出「媒體」是一大亂源。電視台開設了此類節目，自己批判自己的舉動看似頗有「自我反省」的意味，但從事實結果看來，新聞媒體不僅沒有收斂變革，反而變本加厲，行徑更趨誇張。這些自省節目顯然只是迎合某種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而搞出來的表面功夫。

之所以會聯想至此，是由於《有怪獸》號稱是第一部由「媒體」來批判「媒體」的紀錄片，於是無論在立場及批判的力度上，不免帶給人些許期待和好奇。並且，做為一部紀錄片，在本質上是與電視上的帶狀節目有所差異的，這其中差異性最大的，就是「攝影機」的概念。

自台灣紀錄片發展以來，80年代隨著攝影機的變革（主要是可攜式攝影機ENG的誕生），紀錄片題材才逐漸從70年代原本壓抑的浪漫鄉土情懷，轉變為能夠外拍關注底層人民，紀錄許多社會運動現場。於此，紀錄片被引介為對抗威權的武器，暴露了許多不公不義的真相，使得紀錄片擁有了「正義」的形象，攝影機則彷彿一只能穿透謊言的放大鏡。

《有怪獸》從兩個傳播科系學生對媒體的看法作為開端，一一探討了媒體瘋狂追逐倪敏然自殺事件、總統大選開票灌水…等等，也運用了諸多數據、媒體人說法、專家學者訪談畫面，試著去釐清媒體亂象的根源。但在片中，數據卻單單只是呈現，而未被解讀出意義；百家的說法也只是被整理綜合，而未有一明確的「觀點」貫穿全片，像是亂槍打鳥。這使得「攝影機」在片中無法發揮任何可能產生化學作用的催化功能（也許是積極的逼視真相，也許是使受訪媒體人有所反省），卻反而讓受訪媒體人對電視台總統大選灌票事件，以及三立新聞主播陳雅玲對一些自己可以避免與決策的亂象，有了自圓其說的機會，似是而非的合理化了某些行為。

假如這些辛苦收集的資料與訪談像是一發發威力強大的子彈，那麼在紀錄片這把槍上，導演扮演的應該是「準星」，領著子彈瞄準亂源的要害才是。

我並不懷疑《有怪獸》意圖批判現狀的立場與勇氣，只是覺得可惜，揪出浮面表象的錯誤（而這或許是大家都已知的了）並不能夠直搗事物的核心，這也使得《有怪獸》片末的結局像是一氣力耗盡的鬆軟皮球，伴隨著兩位傳播科系學生未來對於進入媒體工作的灰心與茫然而匆匆畫下無力的句點。

紀錄片從「問題意識」出發固然值得稱許，公共電視所製作的紀錄片一直以來是台灣少數有意識的針對社會現象而做出犀利批判的，而它確實也是台灣資源最豐的紀錄片攝製廠，只是往往在批判性紀錄片的結局上，卻常採取一種逃避、退縮的封閉式做法。

在柯金源探討台灣15年來天災人禍的紀錄片《天大地大》裡，風災、土石流、水災、旱災，種種災難實錄畫面成為全片最有力的論述證據，但在稍加分析之後，片末的結論卻是：「看到台灣人在動感十足的土地上生活，有些人試著尋求大自然的和解，也有人繼續與環境拼鬥，但從這十幾年的天災人禍環境來看，了解台灣的環境特性，順應天地變化的脈動，從中累積生存的智慧，才能安身立命。」

利用許多災難影像建立起來的辛苦論述卻得到這種近乎廢話的薄弱結論，不免讓人有點失望，說穿了不需要去推論分析也能得到。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單單只是深度不足，當結論如此迂迴缺少力道時，同時也把影片的議題層次限制住了，沒有進一步探究的機會。假若能有一個開放性的結局，把句點換成逗點，或許可以激盪出更多意想不到的火花。

公共電視紀錄片的侷限在於「紀錄觀點」節目的時間長短，（有也人說公共電視的主要觀眾群是社會上的中產階級，因此影片力求安全保守，我個人不太同意。）當洞察社會現象的紀錄片工作者們有著野心，企圖想要解開一層層結構性社會亂象時，這頂多60分鐘的限制絕對是公視紀錄片深度不足或必須妥協的最大肇因。

除此之外，《有怪獸》的片名也讓人聯想起電影《酷斯拉》（Gozzila）裡的情節。怪獸的誕生源自於人類的文明的過份擴張（核爆），酷斯拉進軍城市在許多象徵文明的大廈內產卵，暗喻了人類文明才是世界走向毀滅的原因。最後，在軍隊的攻擊下，酷斯拉和牠尚未出生的兒孫們縱然紛紛陣亡，但危機的解救其實是以暴治暴，發展更高度的文明（科技、毀滅性軍備）來鞏固權力，粉飾太平。

台灣媒體的確像隻怪獸啃食著大家的生活，縱然媒體怪獸的誕生也算是一種自作自受的下場，但我希望紀錄片永遠不會是核武，不會是更誇張恐怖的毀滅性武器。因為一旦如此，我們的社會將會是極度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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