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產業」與「時尚派對」，這兩個名詞是近年媒體經常出現的熱門關鍵字，他們各自延伸出不同的小項目。「文化創意產業」會被與公共藝術、政府扶植、企業贊助，甚至，苦哈哈的一群藝術家、到處找錢的策展人，聯想在一起，而上述題目，通常只會零星而瑟縮地出現在文化藝術版──正如實際情況──一小群人窩在一起取暖；但「時尚派對」則衍伸出流行品味、名模名媛、夜店轟趴、娛樂圈八卦，一雙網襪，一只名牌包，動輒佔據大半個影視版。
這兩個看似距離遙遠的「圈子」，在世界上有個地方，卻是如膠似漆地相依相存，它們聯手創造出所謂的「創意經濟」，這個地方叫紐約。
美國文化經濟學者伊莉莎白‧裘芮（Elizabeth Currid）在著作《安迪沃荷經濟學：紐約夜店引爆的億萬創意生產線》裡，提出了這項獨到的見解：如何快速帶動一座城市的文化藝術產業？答案既不是政府規劃，也不是文化政策，而是，讓這城市多一點咖啡館、酒吧和舞廳吧！
這本書拋出的問題與答案頗具哲學意味。問題是：為何大部分的藝術、文化和創意都發生在紐約？答案是：因為紐約讓所有的藝術、文化和創意發生。
紐約如何辦到？《安迪沃荷經濟學》開宗明義就指出，一切從網襪開始。一個時尚派對，幾十雙名牌網襪穿在瘦得挑釁的女神身上，派對結束之後，它們變成閃閃發亮的時尚雜誌特刊，瀰漫著酷炫與狂歡。但是，事實上，在這些華麗而輕佻的外表下，有著社會與經濟機制，負載了成千上萬個工作，以及數十億美元的收益。
為何將這種經濟模式稱為「安迪沃荷經濟學」？因為叱吒一時的藝術家安迪‧沃荷，是解釋這一切的最好例子。他創辦的工作室「工廠」，容納了創意的共通本質，將時尚、電影、藝術、音樂和設計融合，互動分享概念與資源，將藝術與商品互相轉譯，可以說它是「商業藝術」，也可說是「創意經濟」。
接著，作者回顧紐約的文化發展史，從1910年代的達達運動、20年代的爵士樂，到60年代的嬉皮藝術村、70年代的地下搖滾酒吧、90年代的嘻哈與塗鴉，說明各年代裡，紐約形成的文化藝術圈子，以及在這之中創造出的產業。儘管年代不同，同樣的圖像卻是，一間燈光昏暗、氣氛熱絡的酒吧裡，有藝術家、媒體人、經紀人、藝評人，所有的創意與生意，就如音樂一樣，流洩開來。
作者提出，紐約除了具備高包容度、自由度等性格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紐約人主要的交通方式是「步行」，走在路上，遇見人的機會，當然比坐在自家車裡，大上太多。而這也代表著，要讓藝術、文化、時尚充分交流，其實最需要的是──社交。
這本書最後提出「紐約教給我們的四堂課」，其中有兩點非常值得台北借鏡。第一是，文化藝術對經濟成長具有重要性，不要把它當作金融業（在台灣或許可再加上科技業）的小妹妹，作為這些產業的贊助項目或福利設施，文化藝術能提供娛樂，創造出豐富的觀光吸引力；第二，藝術與文化的本質是社交的，不要對夜生活抱持苛刻態度。若要跑趴的與搞藝術的混在一起，恐怕不只要多一點舞廳與酒吧，藝術家們，也要改變一下「越窮越有風格，越低調越顯獨特」的心態了！
⊙《表演藝術》雜誌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