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扛鼎之作
一九六三年，母親病逝，白先勇深感覺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強求」，依回教儀式，白先勇走墳四十天，第四十一天登機飛美，直到一九六六年父親過世，他才再度踏上台灣的土地。
受當時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瑟的鼓勵推薦，白先勇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作家工作室」由聶華苓的夫婿保羅安格爾創立。在愛荷華，除了小說藝術，技巧、形式等的修練，同時他作思想、情感的自我反省。初到美國一年，創作竟全無進展，一個聖誕節假期，他到芝加哥，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的小旅館裡，「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著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著耶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裡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渾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驀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裡增添了許多歲月。」
回到愛荷華，白先勇重提起了筆，寫下〈芝加哥之死〉，時在一九六四年。論者以為，這是他的轉型之作，夏志清稱此文「在文體上表現的是兩年中潛心修讀西洋小說後的驚人進步」，而「象徵方法的運用，和主題命意的擴大，表示白先勇已進入了新的成熟境界」。
前面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遷徙流離，經母喪的人天永隔，去國他鄉的激化，文化鄉愁日熾，加上寫作技巧漸趨圓熟，終於催化出更龐大的意圖，一九六五年白先勇開始了「台北人」和「紐約客」兩個寫作計畫，各繳出首篇：〈永遠的尹雪豔〉和〈謫仙記〉，發表在《現代文學》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同年，白先勇獲碩士學位後，赴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講授中國語文，一教二十九年，至一九九四年退休。
白先勇平日遲睡晏起，早上不能教書，系主任愛才，將他所有的課都從下午兩點鐘開始排，平日約自晚上十點鐘一直到天亮，是最好的寫作時段，就這樣三更燈火五更雞，直寫到一九七一年，《台北人》宣告完成。十四個短篇，白先勇都企圖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其中〈遊園驚夢〉四易其稿，第五個版本才定案，文裡意識流的一段精彩描寫，開台灣文壇類似技法的先聲。末篇〈國葬〉寫於大冬天十二月，熬了通宵直寫到結尾也是個謁陵的場面，寫完，早上八點鐘，加州的陽光很亮，白先勇擲筆，往海邊慢慢散步而去，心裡有很深的感觸，一方面是完成了一件事，同時有失落感，知道它將離自己而去。
《台北人》「紀念 先父母及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卷首引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為全書定調。出版後，各方面議論很多，其中以歐陽子用新批評的論點寫成的《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最能夠貼近創作者。歐陽子認為《台北人》的表層鎖鍊有二：「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都是大陸淪陷後，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這一小島的」、「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之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內層鎖鍊則有三點：「今昔之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散文家、美學家余秋雨則歸納出四點特色：直取人生真味、隱含歷史魂魄、契入文化鄉愁、回歸藝術本位。喬志高為《台北人》英譯本所寫的序〈世界性的口語〉中，指出：「對於他筆底下的人物——這些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間的謫客——白先勇儘管毫不畏縮、嚴密的觀察，卻並不表示任何指責或不滿的態度。他對他們在巨變之後生活方式上的依然故我——或依然故樂——毋寧視之為生命的一種高度反諷；對他們的沈湎於往日的或真或幻的光榮（也可說過去的一切如影隨形地跟蹤著他們）也未嘗不寄予深厚的同情。他所寫的既非社會史也非政治史，而是福克納所說的『人心的自我掙扎』的歷史。」正是白先勇一向出之以「悲憫情懷」而關心的「人性與人情」。此書獲文建會與《聯合報》副刊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名著」三十本之首，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名列第七，兩岸三地各種版本紛陳，風行逾三十年而不息。
永遠的白先勇
二○○三年年初，白先勇的唯一長篇小說《孽子》改編成電視劇，在公共電視首映，由曹瑞原導演，集結一批新生代偶像與硬底子老牌演員，以同性戀主題而進駐八點檔，引起社會各階層廣泛注意，鎂光燈再度聚焦於白先勇身上。
《孽子》於一九七七年《現代文學》復刊號第一期上開始連載，一九八一年由新加坡《南洋商報》全本連載完畢，越二年出版，遠景出版社印行，一九八九年改由允晨文化出版，題獻辭：「寫給那一群，在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本書在一九八六年曾改編成電影上映，一九九七年以英文版改編成舞台劇在哈佛大學亞當斯戲院上演。同性戀一直是白先勇筆下小說世界重要的題材，從〈月夢〉、〈青春〉、〈寂寞的十七歲〉、〈孤戀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孽子》，以至於近期的〈Danny Boy〉、〈Tea for Two〉，白先勇說：「我想從同性戀拓展到整個人生，我對人生時間過程特別敏感，很年輕時，就感到青春和美的短暫」，「《孽子》的主題不在同性戀愛，而是在他們的家庭、命運」，說到底，吾道一以貫之，他所寫的，還是人性和人情。
因此，寫的雖是台北市新公園這個「黑暗王國」，但是感染力超越地域與族群，獲得普遍的共鳴，比如本書法文版面世後，受到熱烈的、毫不保留的讚譽，尹玲報導指出，書評家雨果‧馬爾桑認為《孽子》「喚醒我們的自我那最原始的深邃之處，因為閱讀在此已不再是『消遣』，而是以一種強烈的光照亮我們心底深淵」；「馬爾桑以『令人震驚』形容《孽子》，它有傳奇故事的緊張、強烈，卻無強加的樂觀結局；雖然描述人性被破壞、被蹂躪的一面，但並不劃分劊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壞人、拯救者和懺悔者之間的界線，而且也不挑起任何報復的慾望、這是罕見的作品之一」。
曾秀萍站上巨人的肩膀，以「孤臣，孽子，台北人」為《孽子》提出幾個向度的意義解讀：「一，不論在台灣或其他地區的同志文學中，白先勇之作獨樹一格之處，便是對父子之情的留心與著墨。」「二，呈顯同志漂泊流亡、失根無援的處境。」「三，凸顯同志小說在白先勇創作歷程中所代表的地位與轉折。」「四，標示白先勇本人多重的身份認同：一為移居島國的將相之後，對父執輩『孤臣』，及『孤臣』所忠的『祖國文化』高度認同；二是『操危慮深』的同志作家；三則傳達作家對台北的特殊記憶與依戀之情。」
比較起《台北人》的光芒耀眼，白先勇說，二十年前《孽子》出版後，「那時候台灣社會好像不知如何對待這本『怪書』，先是一陣沈默，後來雖然有些零星的言論，但也沒能真正講中題意。要等到九十年代，有關《孽子》的評論才漸多起來」，《孽子》的命運，其實正映現了台灣社會對同志議題的態度轉變，放大來講，則是整個社會的轉變。
也因為社會的不斷遷變，白先勇的作品在不同的時期得以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受不同的族群所珍愛，為不同的學派所熱中解讀。梅家玲指出，從《寂寞的十七歲》鵲起，為夏志清稱譽，「憑他的才華與努力，將來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鉅人」；《台北人》問世，評論界正反攻守都可以不管，但它還「曾觸動多少感時憂國者的心弦」；《孽子》披露了一個黑暗王國，解嚴後，女性主義、同志論述都能從其中攫獲所需；加上白先勇本人「強烈的人道關懷、將門之後的出身背景與男同性戀者的性別身份，使得他對於半世紀以來的家國滄桑及同性戀者的徬徨求索體驗獨深，成就了小說文本內蘊的豐厚深廣，因而，即或是詮釋路線或意識型態不同的論者，都能從中開發出各有千秋的觀照面向」；不能忽視的，還有他的作品不斷改編成電影電視舞台劇，知名度與影響力深入普羅大眾，可以想見，即將面世的《紐約客》和白崇禧將軍傳，將又會帶來另一波白先勇熱。
白先勇，既具古典的光澤，又有新時代的精彩，如舊又如新，白先勇總也不老。（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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