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本因該是在單純不過的台視公司民營化，卻「意外」的牽扯出國外股權釋股過程，遭受國內不當政治力介入疑雲。如果這事屬實，不僅曝露出國內政壇權力互鬥的政治醜態，同時亦恐將變成國際間的醜聞。

對於日本富士電視秘書處調查役長谷川澄男，於廿六日特地抵台召開記者會指出，台灣政府主管新聞媒體單位之新聞局長鄭文燦出面邀約，讓日方富士電視台與台灣特定媒體自由時報雙方高層，以及經濟部部長等多方人士會面，同時在席間更以暗示性的語言表示，希望日本富士電視台能夠將手中的股權轉售給自由時報，對於這樣赤裸裸的「政治關說與施壓」，不僅讓日本富士電視台感到不舒服，更對此情形感到不可思議。

儘管針對日本富士電視台代表長谷川澄男大動作的指證，台灣新聞局似有不當的介入台視電視公司外資股權移轉作業一事，新聞局長鄭文燦隨即於昨(二十六)日召開記者會刻意澄清表示：「有餐敘，但無關說項與施壓」，而在席中對於自由時報的大力推薦，也僅止於自由時報是台灣規模很大的媒體而已。

至於有關長谷川澄男所舉證之，「對於執政黨而言，自由時報是最値得信賴的媒體，由自由時報來接掌台視會是最佳的選擇」，或是「富士要賣給誰是富士的自由，但一定要賣給今天在座的自由時報，我不是給你壓力喔！」等等運用官方衙門施壓性的言語，鄭文燦則是一概撇清否認。

只是，話或許可以事後否認，但是對於其行為，確有釐清與檢討的必要。

新聞局的態度，壞了政府的立場

其實，就算鄭文燦真的沒有以官方的角色介入其中，或說過類似上述的話，只是以身為台灣政府新聞局長，不僅是為相關業務主管機關的身分敏感，不應與其業務關係人在此台視即將民營化敏感的時刻主動邀宴餐敘，同時更應考慮新聞局背後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國家政府的立場，豈可任由新聞局輕率的主動設局酬酢，然後於事後發現尾大不掉之時，再極力想撇清關係，大聲喊冤。對此無知且缺乏政治智慧的行為，便已須要深自檢討了。

為何獨厚自由時報 新聞局立場不正

又為何新聞局要特別主動安排介紹自由時報給日本富士電視公司的高層代表，如果真的如鄭文燦所言只是一場促進國際媒體間的餐敘，是不是應該也要同時邀請國內另外的媒體一同聯誼才對。

因為在國內，不論是媒體發展的歷史與知名度上，亦或是在發行量的市場佔有率上，也都分別有更為適當的媒體可供介紹與推薦，並非只有自由時報一家媒體而已。

因此對於新聞局事後如此粗糙的說法，不僅令人費解？亦無法令人接受？

公器私用 改不掉「喬」事情的政治陋習

其實長久以來，從政黨（不論哪一黨）在取得政權之後，便一定會開始積極大量的安排自己的人馬，進駐到所有部會與公營機構中擔任要職。其實照理說，在執政之後另組自己的行政經營團隊並無特殊不妥之處，只是當政府把職位的授予，當成政治效忠的酬佣資源，而無視於專業經營的濫行濫用，光從二次金改的過程中，政府把公營行庫當成籌碼，強行作嫁於財團，結果卻是造成如今台灣的金融體系與金融資源，遭壟斷於少數的四大家族之手。

又或是，許多政治人物或是政黨，大量的運用親近的媒體，進行明目張膽的政治置入，自我行銷，這些公器私用的陋習，似乎早已在國內各政黨間，變成一種司空見慣的伎倆。

因此，也無怪乎，新聞局會將此次台視公司的民營化，很自然的又當成是另一次「政治資源重分配」的籌碼，因而認為可以任由自己隨意的操弄，可以居中隨意的喬來喬去，只是這一次，怎麼萬萬沒想到，卻「喬」出問題來了。

對於此案，不論是否真如日方富士電視台代表所言，是為國內政治力的不當介入？亦或是如新聞局長鄭文燦所解釋之，是為賴國洲所策動之行為，企圖影響三十日的公股標售。我們均希望，能夠讓商業歸商業，專業歸專業，政府僅應扮演監督與協助的角色，而不應過度介入或是企圖操作結果，否則便真的會引發成難以遮掩的國際醜聞。

至於新聞局，號稱為政府的化妝師，又豈能因為專業不足加上政治權謀的因素，而將國家的整體形象，越化越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