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時時論廣場上的一篇，「我十六歲，我沒有手機」，是從一位16歲華裔澳洲小孩的眼中，看台灣近來吵的沸沸揚揚的消費金融「卡奴」事件，從金融企業、消費者，再到最上游的政府主管機關，與最基層的社會教育等等面向，的確引發了許多值得發人深省與須待檢討的問題。

首先，對於Angela所提「在澳洲只要滿十四歲又十個月就可以開始打工，所以澳洲孩子普遍都有自己打工的習慣。」，基本上對於在適當的時機，若能夠逐步給予孩子去體驗面對自我生活的實質難度，即所謂的「自食其力」是怎麼一回事，的確是一件非學校制式教育所能實際加惠於孩子生活意義的體驗，畢竟看人挑擔不吃力，唯有輪到自己上場時，才會了解生存的殘酷與艱辛。

但是在台灣，對於如今年僅十四歲未滿十五歲的孩子，還僅僅只是個國中生的年紀而已，其實年紀並非關鍵問題，而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已經迫使這一群十五歲不到的孩子們，每天必須疲於應付多頭方案的升學政策，一綱不算還得多本的教材，下課後不是留校延長輔導，不然就是得再進加強學科補習班，除此之外那就更別說「寒暑假」又該如何埋首補習班了，因此台灣現在的孩子有相當大的比例，能夠第一次真正面對「打工賺錢」這一回事，大都是已經到了大學以上才開始經歷這人生現實的第一次，因此在此之前，伸手要錢卻已是相當習以為常的態度。

再則，由於目前20~30歲年輕人的父母，大約都是臺灣戰後嬰兒潮那ㄧ批經歷過經濟民生苦難的一群，在經過一段胼手胝足的打拼之後，的確為台灣與自己建立起難得的經濟奇蹟，因此也相對的對於他們下一代有著莫名的補償與保護的心態，僅舉例最近藝人余天的兒子余祥銓因為想進娛樂圈，卻又禁不起娛樂節目為追求效果的演出，完全未見妥善的心理準備與應有的抗壓性，試問娛樂圈豈是容易生存之地，每天有多少新人（還外加一些半生不熟或是過氣老人從中串場）在此拼搏，每人都想要闖出一片天，其中淘汰與競爭何其激烈，余天、李亞萍夫婦豈會不知，想當初余天在主持綜藝節目時，不也是以調侃新人，捉弄新人來製造娛樂效果的個中高手嗎？但是當碰到是自己的孩子的時候，那一份保護的羽翼，卻早已遮蔽了他們應有的理性判斷與面對現實環境應有的認知。從當初保護送往國外逃避升學與兵役，到余祥銓因被查持有大麻行為，余天夫婦出面處理保護，再到如今這一場又是過度保護的情況，如果父母如此，又怎能期待子女能夠成長出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與承受現實環境的抗壓性呢？而也就更無法期待他們能夠「自食其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