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從民國38年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台灣，再到民國94年連戰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重新踏上中國大陸南京故都的這一刻，這一條跨越海峽兩岸，穿梭時空56年的歷史途徑，在此時似乎是被重新「連了起來」？
民國38年後的這一段歷史洪流不僅分割了兩岸的政治主體性，同時也區隔了兩邊人民的交流關係與文化記憶，從此台北與北京咫尺天涯，當年隨同來台的老兵，直至民國七十六年開放赴大陸探親旅遊後，始為兩岸開啟第一段歷史道路的銜接，隨後從兩岸商務的密切交流，直到民國八十年成立海基會正式與大陸海協會進行，首次非官方代表性的兩岸對等協商對談，而後才有民國82年與87年兩次的辜汪會談，為兩岸建構出「制度化聯繫與會談方式」以及達成「雙方同意加強對話」的協商管道，這一路雖是崎嶇難行，卻也道盡了國際局勢變幻莫測，瞬息萬變的詭譎情勢。
當李登輝還在大力疾呼「戒急用忍法則」，同時對陳水扁政府未能有效的壓制在野黨紛紛強行訪陸的情況大表不滿時；當陳水扁從扛著台獨基本教條，挾台獨民意登上總統寶座，到重申四不一沒有，再到表示樂觀此次連宋兩黨主席願意為台灣和平前途盡心盡力，就當作是「投石問路」之旅也好。這中間卻是歷盡了多少的政治阻礙，台灣社會與人民又是投入了多少的資源成本。
其實，台灣真的沒有本錢讓這些政客們，再做過度的內部資源耗損，從幾乎是每年的都必須發生的高密度政治選舉，到多黨政治相互彼此撕裂，卻不見為國家人民做好良性的監督與制衡，最後就連國會議員也能率眾在國家大門大演全武行上場，致使台灣躍登國際媒體，蒙塵福爾摩沙。
而在面對兩岸快速發展的情勢中，以及國際其他相關利益國家的佈局與插手干預時，台灣就更顯危機與困境，當中國大陸以如今的國際經貿價值與策略地位，台灣如何能夠在國際間與其抗衡，再加上美國涉入其中的利益糾葛，台灣要能走出一條求生、應變、成長、茁壯的道路，便需要有更寬廣的國際視野，讓台灣不致被邊緣化，更務實的兩岸關係發展策略，讓台灣整體經貿體質更具競爭力，更具良性發展與共識的內部政黨政治運作的遊戲規則，讓台灣的社會資源不要再做無謂的耗損，如此或許我們在未來這一場「從台北到北京」重塑歷史道路的雙邊遊戲過程中，我們能夠稱職的扮演好成為一位「勢均力敵」的硬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