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女高前身士林時期(1897至1908)研究

 

 

提要

中山女高前身士林時期僅佔校史十一年，但對台灣女子教育、女子師資養成、台籍女子菁英培育、女子自主意識等等的方面卻做出劃時代的貢獻，又因為是日人據台不久草創建校之初，拔得無數的近代教育史上第一的頭銜，如全台女子教育的開端、全台第一所女子中等教育機構、全台第一所全島招生的學校、全台第一所備有寄宿條件的學校、全台第一所培養女子教師的學校等等，其歷史的重要意義可想而知。長久以來未受教育的台灣傳統婦女接受教育，經由中山女高前身士林時期的教育，一部分蒙昧無知的婦女脫胎換骨一躍而成新女性知識份子，成為台灣女性智覺的啟蒙濫觴，一批又一批接受養成的新女性知識份子，陸續登場，這種集體式的女性智覺力量的展現，在當時，中山女高前身士林時期是一個很重要的帶頭力量。而由此訓練出來到各地公學校任教的女畢業生，其以女性身分影響各地家庭對女子接受教育的觀念有所轉變，這是台灣教育史上一件微不足書但卻影響深遠的事。

 

 

 

目錄

一、前言

二、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897-1898)

三、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明治三十一年至明治三十五年，1898-1902)

四、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明治三十五年至明治四十一年，1902-1908)

五、結論

 

 

 

 

 

 

 

※特別感謝：本文參考有關日文典籍方面，均由好友任學璽先生幫忙翻譯，在此特地感謝。

 

關鍵字：中山女高、校史、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

 

 

中山女高前身士林時期(1897至1908)研究

一、               前言

中山女高前身除校址由士林、艋舺、西門町、長安東路四次遷移的特殊時空變化之外[1]，其對台灣女子教育、女子師資養成、台籍女子菁英培育、女子自主意識等等的實際影響，較之豐富的時空變化來得更為重要。而不論是日據時期或光復後，這些經由中山女高前身的各個時期的教育訓練，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新知識女性青年，對當時或後來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政治各方面，均有卓越的影響與貢獻。

中山女高校史達一百零五年之久，中山女高前身的士林時期歷史僅佔其中十一年，因此論述校史時，此一時期經常被擠壓成短暫的薄片歷史，進而草草幾筆略過而已[2]。然而士林時期的中山女高前身，正因為是日人草創建校之初，拔得無數的近代教育史上第一的頭銜，如全台女子教育的開端、全台第一所女子中等教育機構、全台第一所全島招生的學校、全台第一所備有寄宿條件的學校、全台第一所培養女子教師的學校等等，其歷史的重要意義可想而知。況且，當時日軍佔台未久，殖民台灣百廢待舉，教育自然也是其中大環節所在，中山女高士林時期正處於這個時代遽變的產物，因此也見證了時代遽變的一些痕跡。

本文擬從中山女高士林時期的校史資料及圖片，配合當時時事，勾勒出中山女高士林時期的真實歷史事件及其特殊樣貌。

 

二、               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897-1898)

光緒二十年(1894)八月一日，日本向清廷宣戰，甲午戰爭爆發。九月十七日，日本聯合艦隊擊潰清廷北洋艦隊。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清廷代表李鴻章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馬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條約，清廷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給日本。

光緒二十一年(1895)，同時也是日本明治二十八年的五月十日，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台灣第一任總督。同時，台灣方面由唐景崧擔任總統的「台灣民主國」也於五月二十五日成立，揭開了台灣人抗日的序曲。四天後，也就是五月二十九日，日本近衛師團登陸鹽寮海岸。六月二日，清廷代表李經芳與樺山資紀完成交割。六月七日，日軍攻佔台北城，並於六月十七日於台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典禮。

總督府掌管教育的學務部暫設在大稻埕，到了七月十二日，又遷往士林的芝山巖開漳聖王廟內，學務部部長伊澤修二決定先創立「國語[3](日語)傳習所」，作為教導日語和現代教育的臨時應急政策，於是在士林地區找了大約十名的學生開始教導日語，這是日語教育的開端，也是台灣人接受新式教育的開端。到了八月，芝山巖學堂開設，共有二十一個人入學，同一年十月，就有七個人畢業[4]。

明治二十八年伊澤修二提出「國語傳習所」的做法，一時間，台北、淡水、基隆、新竹、宜蘭、彰化、鹿港、苗栗、雲林、台南、嘉義、鳳山、恆春、澎湖等地共有十四個國語傳習所陸續開設[5]。

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士林地區發生了一樁大事件！當時所說的台北，指的是位於台北城牆內的城區，與台北城緊鄰的大稻埕和艋舺，形成三角鼎立的繁榮景象，而士林則屬於較為偏遠的郊區，警備當然遠不及台北城來的嚴密。新年元旦當天，抗日義士(當時日人稱之為土匪)胡嘉猶、陳秋菊、林李成等人突襲芝山巖[6]，學務部員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桂金太郎、井原順之助、平井數馬六位學務官[7]被殺，引起極大震驚，總督府方面立刻將學務部遷往台北城內，以維安全。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設立「國語學校」，校本部設於艋舺舊學海書院內[8]，此為日人第一所正式學校組織，國語學校下轄三個附屬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在士林(芝山巖開漳聖王廟)、第二附屬學校在艋舺(祖師廟)、第三附屬學校在大稻埕(大龍峒保安宮)[9]。

明治三十年四月，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設立女子分教場(意即「分校」)，當時仍沒有教室可用，只好在士林街東北端向陳紅九女士租房子當作校舍。五月二十五日，招收到三十七名學生入學，這是台灣女子教育的發端，也是中山女高的濫觴。

女子分教場初設時的主任教師為高木平太郎，囑託木原女士，聘請了吳鳳等三位台籍女士教授手藝。學生年齡最小才七歲，最大二十九歲，平均年齡十五歲九個月，只好分成甲乙兩組上課，甲組為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乙組為七歲以上十四歲以下，課程同樣為國語、造花、編織、裁縫，特別著重在手藝上的訓練[10]。

根據當時任教分教場教授日本裁縫的女教師木原すま回憶：她於明治三十年四月由日本東京搭船抵達台灣基隆，再換乘小船，沿淡水河逆流而上到士林街，赴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就任。當時，士林街的婦女因為路程遠所以到過台北城的很少[11]，罕見日本內地來的婦人，所以家家戶戶奪門出看，嘴巴用台語嘰哩咕嚕囁嚅著，他只聽得懂「日本婆！日本婆！」到很後來她才知道，原來她們對她品頭論足是在討論日本內地婦女與外國婦女的不同，當時她們對日本內地婦女的親切使她極為難忘。在教學上，她最大的困難是言語的溝通，學生都講台語，她學了一點台語，勉強用日台語對譯的方式教發音及單字，但遠不如觀看學生們的身體語言以了解學生所要表達的意思來的更為直接更有效率。她所教的女子分教場的這些學生，有的年紀比她大，上甲組的手藝科時，學生都是結過婚的，抱著小孩來上課。學生要造花時，她就幫學生抱小孩，小孩安靜地在她的懷中睡覺。當時，學生的造花技術比起日本內地學生毫不遜色。她當時主要的工作是要招募更多學生入學，所以經常到士林街挨家挨戶訪問，勸導她們入學接受教育，她並不以自己是老師的身分發言，而是以女兒身的立場向她們誘導，以自己作為例子向她們介紹接受教育的好處。但實際上，招生仍是困難重重的事[12]，當時的老師們用盡苦心，當地的士紳、附屬學校畢業的男畢業生，伊澤學務部長等人都加入幫忙招募學生的工作。因為這樣熱心奔走，她逐漸取得當地人和學生的信任，也獲得她們的幫助，當時發生兩件事讓她極為感動：第一件事是當時仍有抗日義士零星的反抗舉動，這些抗日義士主要想殺害日本人，所以抗日義士一來，不分男女老幼都會向她通風報信，告訴她他們家是安全的避難所，趕忙替她梳直和式髮型換成辮子，叫她躺在床上裝病，千萬不可以露出腳來，因為當時台灣婦女都纏足，要是被抗日義士看到沒纏足一定就知道是日本婦女。第二件事是她贏得學生對她的信賴，有一個學生偷偷地解下纏足裹布，讓她看纏足的真面目。[13]

由木原すま老師的回想可知當時日人領台之初，社會仍不十分安定，經常有零星的抗日運動[14]，危及這些第二線的教育工作人員。而日人對教育的重視更可由此知得一二，當然日人重視教育有其殖民政治上的需要，但卻同時也開啟了台灣近代教育的先聲。

 

三、               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明治三十一年至明治三十五年，1898-1902)

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月一日實施公學校令，原本臨時設置的國語傳習所廢止，學生全數轉入公學校就讀。當時，士林地區也新設了八芝蘭公學校，所以九月三十日，國語學校的第一附屬學校(芝山巖開漳聖王廟)正式廢除，十月一日當天，學生全數轉入八芝蘭公學校就讀，但保留了原本附屬於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的女子分教場，另外單獨獨立出來，更名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含有本科(原本的乙組，為七歲以上十四歲以下)六學年制、手藝科(原本的甲組，為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三學年制兩組，保留女子分校場的學生、設備，即日開校，而這也是本校獨立成校的開始。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校場自明治三十年四月開校至三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為止，共一年又五個月。

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的手藝科，招收年齡十四歲以上的學生入學，這是台灣女子中等教育的萌芽，同時也是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起源，創校的十月一日，立為創校紀念日。

開校當初的職員，有國語學校校長町田則文、第三附屬學校主事教師本田茂吉、助教師木原すま、聘任吳鳳(台籍)、吳文藻(台籍)、書記木原豪，教師共五名。本科學生三十四名、手藝科四十六名，合計八十名。是一所規模極小的學校，卻是當時台灣島內唯一的女子學校，因為位於士林，所以又被稱為「士林女學校」。

當時手藝科的上課內容包括：修身(倫理道德實踐、禮貌)、國語、裁縫、編物、造花、刺繡、讀書、習字、算術、唱歌。分成三學年，課程由淺入深[15]。

明治三十一年(1898)，增設校舍，包括大厝正廳、東西廂房、及庭院[16]。從明治四十年的校舍俯照圖和舊照片比照看來，當時主要是擴建東西廂房及東廂房右側的一間教室，庭院大概就是將原本為荒草地剷平作為操場之用。從明治三十四年的舊照片可知，學生仍穿著中國婦女寬衣袍及長褲，梳一條長長的辮子掛在身後，兩個人共用一張課桌椅，每個教室有三排課桌椅，上音樂或體操等戶外課時，會將頭髮盤在頭上[17]。根據當時手藝科第一屆學生柯洪愛珠的回憶，音樂課時大家都很愉快地手牽著手輪流唱著歌，輪到唱的時候就站著大聲唱，坐著的就安靜地聆聽[18]，很像照片中的情景。而當時的老師都親自學台語，用日台語對譯的方式教書，用台語叫學生的名字。當時因為颱風、洪水的災害，加上傳染病流行，一有學生死亡，老師都會到學生家中弔問。且當時抗日義士仍有反抗運動，所以老師上課都會隨身配帶槍支防身[19]。

明治三十一年(1898)二月二十六日，兒玉源太郎就任台灣第四任總督。十一月二十九日，就來巡視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20]，認為可以獎勵技藝的提倡，離開學校時，與學生合影，留下一張極為珍貴的照片[21]，照片中兒玉總督站立正中，總督面前有一張矮桌子，桌上放有學生造花作品，教職員緊鄰總督而立，學生一橫線前後三排列站開，背景正是校舍正前方(陳紅九女士的民宅大廳前)。兒玉總督後來並未忘記他所嘉勉的話，隔年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寄贈第三附屬學校獎勵技藝教育的基金貳百元(當時校舍每月的租金才十圓，可見是一筆不小的金額)，作為學生技藝品製作販賣的特別資金[22]。當時手藝科的畢業學生大都到公學校當老師，一些暫時尚未找到公學校任職的學生，就用這筆錢以專修科生的名義請她們回校從事技藝品的製作，所得的利益扣除成本全數交給學生。當時大正天皇尚未登基，仍是皇太子的時候，皇家有慶典，兒玉總督帶回日本進獻皇宮內廷的禮物就是第三附屬學校學生所製作的大籠盛造花，大籠盛造花以菊花為主，參插牡丹花和藤花等各式樣茂盛花朵，先由學生製作，最後由木原老師修飾，送進總督府，兒玉總督回日本時隨行帶回進獻[23]。

當時，第三附屬學校留有台灣最早的「教育敕語謄本」(類似官方學校成立證書)，並引以為豪。原來這個「教育敕語謄本」是於明治三十年四月廿七日賜給第一附屬學校，後來該校於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一日時廢校，改賜給原屬於第一附屬學校後來獨立出來的第三附屬學校[24]。

明治三十三年 (1900)二月，手藝科第一屆學生畢業，一半以上都到各地公學校就職，有時候公學校缺額嚴重，學生還沒畢業就已經前往赴任。女子接受教育後可以獲得工作，改變了父母不讓女兒接受教育的看法，大大鼓勵了各地方女子入學就讀的風氣[25]。

明治三十三年 (1900)二月六日，台北中醫師黃玉階發起「台北天然足會」，宣傳「解纏足」運動[26]。當時婦女仍承襲中國纏足舊習，大部分的婦女自幼纏足，終生纏足，第三附屬學校的學生自然也不例外，當時的校史特別記載了纏足所帶來的一些困擾：例如學生因為纏足，造成上下學步行的困難。在一次遠足前往劍潭寺十七町的路途中，短短的距離中途居然要休息四次才能抵達。到台北城參觀時，先坐船到大稻埕河岸上岸，進台北城的町道時根本無法用走的，必須坐人力車才得以遊逛[27]。終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二月二十七日，天然足會長黃玉階來校宣導解纏足運動[28]。後來學校配合宣導，根據當時任職第三附屬學校擔任書記的木原豪回憶：當時台北縣知事村上先生，和天然足會的設立，他也加入勸導學生解纏足的運動，當時為鼓勵學生解纏足，就用橡皮鞋子作為獎品，只要解纏足就免費贈送鞋子。另一方面，拿婦女纏足失敗後切斷的腳趾，放入酒精瓶做成標本，和各種纏腳失敗治療的照片，一併給學生看。同時，又舉辦好幾次講習會，後來學生纏足的情況才漸漸好轉[29]。

 

四、               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明治三十五年至明治四十一年，1902-1908)

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三十日，第三附屬學校創立後三年半，根據總督府府令告示第三十四號規定，更名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一直到明治三十八年三月，手藝科的名稱並未改變，教學內容也未改變。三二學年度時共有兩班，學生數五十名上下，到了三十八學年度增加至四班，學生超過百名。但當時，由於種種因素，如抗日活動層出不窮、颱風、洪水、家庭觀念、向學心不高，造成學生出缺席不定，甚至半途退學，據手藝科第二屆畢業生郭明媚回憶上課情形，二十七個同學，缺席的就有二十個[30]。為了勸導學生上學，學校教師登門拜訪，舉辦懇親會、幻燈會、內地教育成績品的展覽，能夠使用的方法都用上了[31]。最後用了全技藝本位的教育內容，吸引女子就學，後來發現這是改變台灣家庭觀念最有效的方法。因為習得技藝，便可以到公學校任職。

明治三十九年(1906)四月五日，總督府根據府令第二十五號將第二附屬學校的本科廢除，本科學生轉往八芝蘭學校就讀，手藝科改名為技藝科(修業年限仍是三年)。當時，本科廢止，新規程中原欲設置成立師範科(修業年限三年)和師範速成科(修業期限二年)，但因預算及其他原因而未果。一下子，學校僅剩技藝科兩個班級二十四個學生，規模之小，令人訝異。且當時，公學校還不十分普及，談中等教育還言之過早，所以廢校的說法就應時喧騰而起[32]。

幸好在之前，明治三十七年(1904)四月，就已經有台南、嘉義、埔里社等十四名外地學生入學就讀的經驗(當時這些學生就寄住在台籍女教師的房子，直到明治三十九年，本科廢除，空出不用教室當作宿舍，讓六名學生寄宿其中，這也是當時全台灣第一所備有宿舍的學校)，於是在明治四十年(1907)，為挽救廢校危機，在全台各地招收技藝科學生。四月時，招收到四十一個新生入學，其中住宿的學生有二十個。蓋宿舍的需求就日益迫切[33]。

當時，在全台之所以可以招來學生，主要是因為手藝科完全是針對各地方公學校女教員的需求而設置的，這時的課程包括修身(倫理道德實踐、禮貌)、國語、算術、理科、裁縫、造花、刺繡、讀書、習字圖畫、唱歌體操。學生畢業後即有一穩定的工作，吸引力相當大。

明治四十年(1907)五月，國語學校校長本莊太一郎巡視第二附屬學校，確定將來發展計畫。同年十月，第四任主事鈴江先生就任，研究如何收容全島學生住宿的問題，終於決定遷往艋舺。明治四十一年(1908)四月十六日，學生三十一名(三年級二名、二年級二十九名)一同遷往艋舺公學校。

 

五、結論

由下表整理可知：

 

明治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0
西元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時期	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		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					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
重要記事	1.      全台女子教育的發端		1.      手藝科招收年齡十四歲以上的學生入學，是台灣女子中等教育的萌芽 2.      培育各地公學校女子師資 3.      響應「解纏足」運動					1.      全台各地招收技藝科學生 2.      全台第一所備有寄宿條件的學校

 

經由校史資料細膩的呈現與討論，對比當時政局時事，可知見日人殖民教化的不遺餘力之外，更可見教師的用心與努力，為使長久以來未受教育的台灣傳統婦女接受教育，煞費苦心勸導，篳路襤縷，終使得一部分蒙昧無知的婦女脫胎換骨一躍而成新女性知識份子，台灣女性智覺的啟蒙濫觴，當起於中山女高前身的士林時期，這點必須肯定。

一批又一批接受養成的新女性知識份子，陸續登場，這種集體式的女性智覺力量的展現，在當時，中山女高前身士林時期是一個很重要的帶頭力量。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定位。

而由此訓練出來到各地公學校任教的女畢業生，其以女性身分影響各地家庭對女子接受教育的觀念有所轉變，這是台灣教育史上一件微不足書但卻影響深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