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校園裡出現一波波騷動，最初是零星的塗鴉，最近則是百年樓前的精神堡壘被一塊彩色大布蓋住。這些「作品」來自一個叫做「上山打游擊」的團體。四面八方的反應不一，叫罵的說太醜、太霸道、侵略性太強，叫好的說有趣、新鮮、校園氣氛改變了。

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每個人都是乖小孩，但我的確也曾失魂落魄地看著紐約的塗鴉，想著「為什麼不是我？」所以姑且不論「上山打游擊」的目標明不明確、想法清不清楚、技術成不成熟，作為一個帶創作的廣告系老師，我的反應是，「太好了，我等這一天已經很久了。」

廣告人孫大偉曾對學生說：「學校應該有一個理想在裡面，應該製造革命分子，製造出來要去放火的人！」我在《破週報》試刊號的〈香蕉宣言〉裡找到一段話，把這個理想說得精準而生動：「我們自稱是『孽世代（generation next）』，因為我們『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思路求通達，但我們絕對不是大家所談的新新人類『X世代（generation X）』，因為我們不是虛無主義的一群混男混女。我們追求我們稱之為『非主流的』、『地下的』、『另類的』、『波西米亞的』青年文化。……我們要唱自己的歌，要卡車搖滾，要情慾自主，要游牧創作，要繼承前輩的運動經驗（民主運動、環保運動、勞工運動、女權運動、教育改革運動），要開創自己的運動（同性戀人權運動、反種族／族群歧視運動、媒體改造運動），讓年輕生命的多樣性自由發展。」

然而傳統的廣告課總是緊緊抱著主流價值觀不放，久而久之，學生聊的、寫的、希望成為的儘是由社會菁英集合而成的一群最小公約數，這樣的思路不但對做廣告沒什麼幫助，還會窄化學生的生命經驗。我始終覺得處在各種思潮與文化流動的當代社會裡是幸運的，只擷取其中跟行銷傳播有關的少數則是不幸與欠缺遠見的，正因如此，大學教育願景不該侷限在就業市場和幾個理論裡，應當存在於多樣、去中心化和具備主體性的青年文化中。

關於「上山打游擊」，眼前的叫罵和叫好都還只侷限在情緒的層次，而大學的精神，正是藉由想法的互動來深化知識，甚或藉此勾勒出一個理想的未來，我所期待的，是這個事件能夠讓校園師生、甚至整個社會重新思考「權力」、「階級」、「美學」和「創作」的意義。十一月，我跟「混搭寫作實驗室」和「創意豬事會社」的學生打算舉辦一系列活動，談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談塗鴉的美學和社會學、談師生心目中的理想校園。

業界的朋友時常談起職場的現實與殘酷，回頭來看，大學圍牆反而成就了一條防火線，《化名奧林匹亞》裡有句話始終讓我印象深刻：「學校可以是澆熄慾望的理想場所，也可以是做夢的理想場所。」在進入職場之前，大學理應好好把握最後（也是最好的）一個自由、狂妄、放肆和叫囂的機會。

一場溫和的革命，正在校園裡展開。這場革命也許來得太遲（早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就該如此），但卻依然讓人熱血沸騰。

PS1「游擊打到了誰？」這個標題不是我想的，是文案課的學生為政大傳院跨媒材創作學程形象廣告所下的標題。

PS2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是一種混和美學與社會抗爭的運動方式。一群另類藝術家組了一個「告示牌解放陣線」，在夜晚偷偷地為戶外廣告看板進行改造工作，把蘋果電腦的「Think Different」改成「Think Doomed」，在「我只抽Kent」下面加了一行「所以我病得很重」。《NO LOGO》作者Naomi Klein下了一個註解：「廣告破壞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在反商標化的政治運動中，被人使用、租用、借用。」文化反堵的形式還有更多，它們用幽默、遊戲的方式回應了女性主義者Susan Sontag的提議——把諧仿當作對抗大眾文化之平庸、醜陋及過度認真的防禦機制。不說教、不恫嚇、不推給教育、不開研討會，我在文化反堵裡看見一種高明的對抗，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