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連我一共九人。

星期一是大學剛畢業的璧卉，話很少，畫很多。星期二是科管所的智皓，我們叫他小鬍子。星期三是廣告三的柏秀，有一次為了這本書跟我在出版社大吵一架。星期四是新聞所的柏堯，敏感又世故，跟我最像。星期五是廣電所的紓筠，天真又勤奮，跟我最不像。星期六是我，陳文玲。星期天是研究所休學中的靖雅，是我們之中最感性跟性感的，主掌塔羅牌。幕後還有兩個人，星期八是世新公廣所的正儀，負責內部公關跟外部廣告，因為這個書寫計畫停滯不前，目前賦閒在家專心寫論文。星期九是大學念了六年終於畢業的怜穎，正在搞一個部落格實驗雜誌，閒來無事，就幫我們換個新banner。

這個對不起每個人的故事要從〈好鄰居〉說起。

〈好鄰居〉是統一超商提撥年度稅後淨利千分之五所成立的文教基金會。因為賴東明先生推薦，我擔任好鄰居文教基金會的董事多年，無論從資歷、職稱或穿著來看，我從來就是董事裡面最不懂事的那個，但處久了，發現這些各有來頭的女士先生對人和事的情感依然坦率、真誠，所以對這個社會虛銜的態度也從應付漸漸變成投入。

2004年，基金會展開第一波「搶救老店大翻新」計畫，動員專家團隊來延續在地的傳統飲食文化技藝，對象是有意願也有實力的五十年以上老店。著名案例之一，就是奮起湖的德銘餅店。

2005年二月，我跟基金會兩位專案執行一起去拜訪新莊廟街老店。我們參觀老街上的麥芽糖工廠，老闆原本不肯讓我們進去，因為生意太好，忙不過來。老建築極有味道，但是空間使用完全以功能為考量。前面是店面，擺了一張辦公桌、一組沙發椅和堆積如山的麥芽糖罐，狹長的走道堆滿了原料和半成品。後面是工廠，廠房裡鍋爐滾燙，空氣裡全是水蒸氣，儘管寒流來襲，室內的我們恨不得脫光光，想必那些著圍裙長褲、戴著帽子口罩的工人也是。

聽說老闆對於基金會的作法不以為然，他說：「生意接不完，工都趕不出來了，幹嘛要改變？」我則對他的意見不以為然，我覺得這裡的確是個充滿產能和產值的空間，但是人和物、人和人、人和牆外的老街以及老街所代表的文化是沒有連結的。我不知道如何讓工廠的業務繼續成長，但我發現自己在拜訪新莊廟街之後對美學和生命力有了不同的想法。如果有機會，我希望這間工廠可以看見自己的美，台灣社會可以看見在地生命力的展現。

隔了幾天，走進大勇樓405教室，我偷偷地觀察學生。

其中幾張面孔我見過，剩下二十來個不認識。我猜，那些準時進教室、一坐下就打開筆記型電腦的，應該是科管所的；忙著幫同學留座位但據我看根本是太害羞的，大概是幼教所的；打鐘後一陣子才慢慢踱進來的，八成是我們傳播學院的。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會計所和世新公廣所的同學也在場。

這堂課叫做「創意體驗與實踐」。什麼是創意？眾說紛紜，但對於如何啟動好奇，變得柔軟、敏銳和願意冒險，我有一個實驗了好幾年的答案——逼近自己。

我在Gomori的家庭雕塑工作坊裡聽見一位醫生抱怨台灣的教育，他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老師只在乎鐘走得準不準，不在乎鐘是方的還是圓的。」正因為也是這樣長大的，當我成為一個老師，我知道自己對形狀的關切超過精確，所以告訴學生，「能夠考進研究所，表示你們已經夠準時了，這堂創意課的目的，是讓每個人，包括我在內，慢慢看見自己的模樣。」

但逼近自己意味著還需要一個「他者」，因為沒有比對，就無法看見。我舉旅行為例，不管在他鄉待一個月還是十年，旅人對於這個城市的瞭解仍然是片面的、侷限的、充滿了投射與想像的；反過來說，如果帶著自己去旅行，比對我和你、故鄉和他鄉的異同，世界就會被整合進意識裡成為自我的一部份，一個人就會比出門前更豐富、更謙卑、更有生命力、具備更多創造的素材。這種旅行的技巧，我稱之為「越旅行越裡面」。

「這個學期的『他者』就是剛被選入『搶救老店大翻新』計畫的和美百年漢餅老店梅興珍。」我輕描淡寫地對學生說，「這個學期，我們一起去旅行，然後寫一本書吧。」

第一版，全班一起寫，被退。第二版，十來個人留下來繼續寫，繼續被退。第三版，進進出出以後剩下九個，還是被退。那時是十二月，我們從春天寫到冬天，距離學期結束已經半年了。

我寫了一封信，問其他八個人的意願，他們說，「繼續寫！」今年春天，我們將一起旁聽一堂寫作課，打算用這個部落格作為書寫的練習簿，另外，我們也計畫繼續南下做田野，直到每個人找到創作的意義和新的洞見為止。

一拖再拖，實在抱歉。對不起梅興珍，對不起好鄰居，對不起每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