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二十：阿堯   去年327前後我在台大唸書，那時候藍綠政治紛爭沸沸揚揚，凱達格藍大道廣場前常常聚滿人，有人激情抗議，有媒體奮力捕捉畫面，也有小販來來往往，在黨部前面就烤起香腸、炸起鹹酥雞，硬是把民主的廣場當作消遣的夜市。常常在上課的時候，聽見廣場傳來陣陣的氣笛喇叭聲，那時我正在旁聽一門政治理論的課程，課堂上講的理想制度、政治烏托邦往往會讓人在這樣的情境下有一種認知失協的感覺。大學時代的最後幾個月，心總是沒有平靜過。

時間過去了，廣場的人慢慢散去，有些人到了中正紀念堂，有些人選擇把對立留在戶外，回家過自己的正常生活，好像只有人不再是政治動物的時候，生活可以平靜一些。

從要選總統開始，身邊的同學們開始政治表態，在我們剛剛開始有投票權，可以參加決定我們未來的政治遊戲時，又發生這樣的事情，大家彷彿陷入了很大的焦慮。室友每天都會在播新聞時加入自己的評論，在他眼中一方政黨顯得那樣齷錯狡詐，彷彿世間所有的不公不義之事都被他們沾上了，看他口沫橫飛的批評，實在也不好說什麼。有些同學更是熱心，在投票前紛紛奔相走告、告急、拉票，甚至幫我蒐集資料、幫我分析，好像是他爸爸要選一樣。我常會在一頭熱之後冷冷的看著這些人，不知道他們究竟在狂熱些什麼東西，什麼東西讓他們可以在短時間之內燃燒激情，又是什麼東西可以幫助他們建立這麼多似是而非的論述。

後來發生了「新野百合事件」（有人會爭論這百合花的真真假假，不是我要討論的範圍）。這幾朵百合花開在中正紀念堂前，以學生的純潔身份在大中至正下作幾近泣血的控訴，吸引社會全部的目光。有人心有戚戚的再同意不過了，也有一群人馬上跳出來質疑百合花的正統性，是非黑白誰也說不清。

身邊有更多同學加入了論戰的行列了，這幾朵百合花引發了同學們之間的爭辯、對立、選邊站，「正統與真實」成為了大家最關心的事。

事後我去聽了幾場有關十年前「野百合」的座談會，大致瞭解當年的情形，有很多感慨。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我們這一輩的學生並沒有發起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難道是我們對生活不關心，比較弩頓嗎？還是說社會已經進化到一個極盡理想的地步，該有的福利與義務都那樣的公平正義，再也不需要去據理力爭了？也或者我們的制度已經充分的完善，再也不需要流血外的抗爭，就可以到達豐碩的應許之地？

七年級一輩如我，大致長在一個平穩安和的社會環境，如果說有什麼大紛爭，也都在很快的時間被粉飾太平，記憶中很少有什麼動盪的；還有，長在這一代如我，可利用的資源及可享受的玩樂實在太多，花花世界的繽紛誘惑，這種消費符碼充斥在日常生活，型塑我們的世界觀，滿足我們視聽感官享受，實在也無法引發我們產生任何革命的動機。

我們是長在太平溫室裡的小草莓，輕輕一碰就要破碎。

在成長的過程中，似乎不太需要對周遭環境有什麼感覺，就算有任何奇怪的感覺也不被鼓勵說出來，乃至實行，這是一種弔詭的教育方式，我們被鼓勵向上提升，參加考試，做一個「有用」的人；我們被鼓勵回答對的問題，卻不被教導如何對自己的環境發問，對自己的生活提問。

一直到意識到這點我已經過了那個拿著號角往前衝的年紀了。然而這一切會太遲嗎？

想到這點的時候我常常會想到身邊的某些人；（沒有惡意），這些人大概也喪失了革命的動力，也喪失了那種對現代生活進行批判的精神，他們的知識跟閱歷大部分來自於報章雜誌，他們愛看政論節目，喜歡記住這些名嘴所說的非常精緻的格言，並奉為聖經；對他們來說，世界觀的建立都要看商週、天下、或遠見這一類不停鼓勵我們何謂幸福人生的雜誌，他們喜歡用專用名詞，但是竟也說不出精確的意義，如果談話引不出幾個電視名人說過的話，或類似這樣的詞彙，他們便會渾身覺得不自在；他們喜歡定期聚會，聚在人聲鼎沸的星巴客，討論最近哪些政治人物實在太過於過份，然後等大家到齊了再一起去看電影。

跟這些同學朋友（甚至大人）們生活，著實讓我覺得這是一件太恐怖的事。常常我跟著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會陷入不自覺的恍惚中，總覺得這事情有點怪怪的，絕對不是我想像中得那樣簡單，絕對沒有。

但那又能如何呢？

身邊的很多好朋友，都在不知覺中滑向自己的理想：有的參加（或是不停地參加）國家考試，終於變成了對的那個人；有的人則選擇到國外去，「這樣回來我會賺得比較多」，他們說；有的比較不幸的，提早讓社會選擇了他們，成為被制式工作壓榨的俘虜，只要一放假他們就想花錢；也有的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走上了一條沒有人建議的路，篳路藍縷，步步艱辛；而我則比較幸運，可以在多念個幾年書，思考一下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念了研究所後，輾轉接觸到一些理論，跌跌撞撞，念的有好有壞，這些理論有時像過眼雲煙，有時卻會在莫名的時候浮上我的心頭，成為步走校園的一股乍現靈光。我常常一個人走在人聲嘈雜的校園中，想著那些已經離我遠去，都不革命的弟兄們，再看著穿這太過好看的男男女女和制式化的校園建築，而陷入不自覺的焦慮中，我究竟怎麼了呢？

大概人生二十幾是一個極度尷尬的年紀，這時候的我們不大也不小，大不到足以承擔自己的選擇，也小不過那些好看的人們。在這個時期要審視過往的好多夢想，有些過於天真，有些則是太窒礙難行，有些夢想必須因長大而割捨，有些理念則必須因為認清現實而退步。這是一個不鼓勵作夢的時代，我們都要為自己負責。

之前紅極一時，出現在政大校園的「上山打游擊」塗鴉已經一個一個被塗掉了，今天走出傳播學院的時候，看到油漆工人靦著肚子躺在長椅上休息，身旁一大桶用光的油漆，好像無聲的訴說某種體制的勝利，不那樣光榮，卻總是理所當然。我常常在想這些出現在校園裡面突兀的塗鴉「打」到了誰，引發了誰對校園做為學生自主學習空間的再思考？引發了誰對校園規劃主導權正當性的反思？引發了誰對於自身生活的關照與反省？誰在經過這些「偷偷摸摸」塗上、劃上的牆壁時會有一種停留下來駐足的衝動？如果有那樣的一個時刻，那麼將會是游擊戰成功的一個短暫時刻，如果有那樣的一個可能，那將會是夢想或革命離我們最近的時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