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Austin的第一天就哭了。
那天太陽很大,行李好重,而接機的男生又太誠實,他說:「如果女生結了婚,或者過了三十,肯定沒人接。」同學會安排我暫住在51街一間公寓裡,進門時,張正在準備烤雞腿,王打開一包微波爐義大利水餃,吳煮了一鍋什錦麵,每個人都和善,問我要不要分一點,我卻猛搖頭,回房間找出從飛機上帶下來的花生米,邊吃邊流淚。幾天以後,從來不進廚房的我學會燉牛肉。再隔一陣子,牛肉燉得不怎麼好吃的我學會適時接受和回應別人的和善。
但眼淚並沒有就此止住。
1986年秋天,德州大學廣告所收了五個台灣學生,其他人都往市場、媒體和消費行為去,我卻選了一門大學部開設、不算畢業學分的廣告創意課——沒辦法,我的心中一直有個創作夢。這堂課有一套制式的流程:Dr. Morison走進教室,每個人自動把作業拿出來往牆上貼,老師帶著全班轉一圈,講講每件作品的好壞,這種時候,就連那幾個嘴角穿過數個金屬環、頭髮染成淺紫色的同學也會收起平時的酷模樣,垂首恭立在老師左右靜候宣判。要得到老師的肯定是困難的,大部分的時候,她總是調侃作者:「喂,你不適合做廣告啦,趕快改行吧。我這麼說是為你好。」而我連這種等級的評語都拿不到,推推眼鏡,偏頭看著我熬夜畫出來的稿子,老師說:「圖還可以,文案狗屁不通,這樣下去,連C都拿不到。妳是研究生,拿F太難看,還是退掉吧!」就這樣,我每堂課帶著被打回票的作品回家。那時櫻桃可樂剛上市,我邊喝可樂邊畫草稿,畫著畫著,眼淚不由自主地掉下來,鹹鹹的、挫敗的滋味就混進可樂裡被我吞下去。期末,勉強拿到C,那是我研究所成績單上唯一的C,但最後一堂課,Dr. Morison和其他同學一起為我的小小進步拍手。回想起來,這個經驗對於我後來成為一個老師是有意義的:首先,我找到我喜歡的東西,儘管當時的表現並不理想,其次,我學會儘量溫柔地對待處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學生和自己。
下個月去美國,中旬在Austin待一個禮拜。鄉愁一旦起來,就再也壓不下去,儘管還有那麼多地方沒玩,今年非回去看一眼學校和老師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