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社會學家霍爾（Stuart Hall）論及「認同」與「差異」時，強調「認同建構於差異之上」，但當支撐認同的兩種論說各據一端，從未交談，也不打算互相溝通，差異永遠無法弭平，終究無法在歷史上立足。

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台灣仍處於如此的悲傷尷尬，國民黨的二二八，民進黨的二二八，民間學者的二二八，仍各據一端，與其說是相互對話，不如說是喧囂叫罵。

關鍵原因，就在於動機。

就像一位澄社學者曾經問我：「台灣該不該談族群問題？」我的回答是：「該談，而且應該大大地談；但必須講究時機，必須避開選舉，而且應該由民間談，不該由政府或政黨來談。」

關鍵原因，也在於動機。

台灣的政治環境一如媒體，處於一種極度畸型的競爭狀態：舊執政者無能處理歷史、新執政者只會處理歷史，歷史傷痛不再是一種需要溫柔診視、細心療癒的創痕，而是不斷結痂、不斷撕揭的集體自殘。

政治從業者為著各自的選舉，粗暴對待尚未對話的歷史認同，其手段，一如柏楊嘲笑，是「鋸箭式」的（例如阿扁：「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兇」）；其語言，套句邱義仁名句，是「割喉式」的（例如方方土大兄：「馬英九為蔣介石除罪化」）。

我們都在消費二二八，包括休假一日的我們，還有半夜寫此文的我。

但是，最哀傷的消費，莫過於否認「二二八的最大啟示是抹平差異仇恨、追求和平共存、創造尊嚴未來」，反而將二二八當作一項「政治操作、選舉議題、凝聚我方支持者並排除敵對支持者」的媒體策略。

二二八的真相應該追究、二二八的傷痛應該撫平，國民黨應該每年出面承認過錯並道歉，並要求政壇上的蔣家人謙卑閉嘴，各種二二八的史料必須公開，各種史觀必 須坦承對話。但是，若不能以「和解、原諒」作為前提，所有「轉型正義」的想像、所有元兇責任的追究，只是為台灣的惡質政治添薪加柴，為台灣選舉增添一項無 意義的相罵本，只是為無聊的電視新聞台填補假日空缺的時段。

若不幸如此，五年後、十年後，「二二八」仍是一個模糊的符號，一般民眾不關心甚且厭惡，政治狂熱者反覆嚼著仇恨的言語，彷彿「二二八」是一艘駛往過去的借箭草船，而不是這塊土地指向未來最豐沃、最值得敬謹對待的族群史料館。

十年前，吳叡人就曾發表專文，感性地引用吳濁流在二二八事件後，勉勵台灣住民擺脫省籍衝突，建設自由台灣的願景：

「設法使台灣成為烏托邦。比方掉了東西，誰都不會撿去；不關窗戶而眠，小偷也不會進來；吃了生魚片也不會有霍亂、傷寒之虞；在停車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大 家也很規矩地上下車；沒有人會弄髒公共廁所；做任何事都不會受別人監視；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 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的任務，從這點說來，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

台灣值得一個和解共好的未來，我們警醒地探望歷史，熱切地追求真相，但是，別讓政客偷走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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