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艋舺》影評，而是一篇遲來的、混亂的雜文。

自從去年中國時報「名人家族故事」訪問陳芳明，他提到，曾想為母親紀錄口述歷史，一直無法順遂，近年他母親罹患阿茲海默症，願念就更不易完成。他自述在午后似乎停滯的時光裡，輕輕撫著母親失語的手背，追悔那些來不及的歲月，讓我第一次動念，要為我那中風且幾近失聰的七旬老母，留下家族的青春記憶。

然後是陳柔縉去年的新書《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非常精彩的台灣故事書。最讓我興味盎然的不是張超英，不是李延禧等望族，而是她描寫自己窮苦、僅有幾甲河床沙地的祖父，如何在二次大戰間，因糧食短缺而讓瘠地上的蕃薯大翻身，因而掙得了父親的教育機會。

於是，我開始利用假日的光陰，打開攝錄影機，以近乎嘶吼的音量，央求戴著助聽器但記性甚佳的母親，一一追述她的少女時光、未完成的戀情、不甚浪漫的婚姻，還有黃姓家族遷徙鬥爭破敗的故事。

她開心極了，攝影機一開幾乎就不肯停。在她口中，充滿了《百年孤寂》式的迷亂倒敘，包括幼年從她的曾祖母聽來的，關於我的曾曾祖父如何在大稻埕立足，建立了一支六艘商船的洋行，如何開設鴉片煙館而打下家業基底；然後她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又如何在鴉片榻上敗光家產，機敏的曾曾祖母偷藏起最後一份地契，也就是我家在四崁仔、延平北路三段巷內的祖厝。

那像是一段余華《活著》般的故事，其中的紀實追憶、吹噓錯置、感喟傷懷早已難辨。但自小每回聽，每回就有一種驚動，關於我的血液原生，關於我要繼續向下一代傳述的家族故事。

至於上星期訪問《艋舺》導演鈕承澤，讓我想先記下關於四崁仔的傳說。

四崁仔，位於迪化街二段一帶，地名緣自百年多前，台北城尚未開發之際，此處有四棟「土角厝」。當年這四棟房屋是店舖、有騎樓，等於是附近的商業中心；一說這四間土屋於今仍存，另一說已於一九八四年拆除改建，前幾日我騎著機車在附近亂繞，仍能找到不少「土角厝」的頹屋。


迪化街二段，台北草粿米食的中心，仍存有不少如此舊屋


當你定睛細看，會發現牆壁結構仍是土角，而非磚塊


斑駁的木牆與鬆落的土塊，靜靜在百年風雨中銷蝕


所謂土角厝，泥土灰石混入稻草的就地取材

至於四崁仔聚落的緣起，據說是因為清咸豐年間的艋舺頂下郊拼，下郊的同安人敗走，原欲依靠大龍峒的同鄉，遭拒後轉往仍為農田的大稻埕，以及尚是一片草莽的四崁仔、草埔仔（今延平北路三段天師宮一帶）落腳。

因為艋舺河港淤積沒落，大稻埕反而趁勢而起，成為北台灣最重要的商港，然而，精華區一直是現今迪化街一段（也就是各位春節前必逛的年貨大街）；相形之下，迪化街二段的四崁仔，因為鄰近草埔仔等稻田，發展成甜粿、菜頭粿、紅龜粿等各式炊粿的「粿仔街」。記憶裡，每逢清晨天未亮，巷弄裡就瀰漫著米粿蒸熟後的香甜氣味，至今未歇。

除此，輾轉移徙的血液基因，也讓四崁仔有著強悍粗礪的面目。自小，這裡就是台北著名的流氓窟與賭窟，走在路上，經常可見散落的、被遺棄的四色牌，前麻將時代的草民賭具。

曾經，四崁仔與芳明館、下厝庄、牛埔仔、大安庄並列，是台北重要的角頭；我幼年最驚悚的記憶之一，是當我在房內，偶爾聽見屋外譙聲與殺聲並起，四崁仔與草埔仔的角頭自窗下追逐而過，手上或許是掃刀、或許是小武士、或許更平易近人的「竹篙綁菜刀」，口中無一避免的是三字訣「給伊死」。

承德路、環河北路的拓寬開通，吸走了永樂町（迪化街）、太平町（延平北路）的車潮與人潮，而今僅餘粿仔街與延三夜市供人憑弔；角頭文化的流散，讓四崁仔的賭場衰微，剩下數十間胭脂遲暮的老人茶室，在巷弄間勉持風情。

至於鈕承澤的《艋舺》，與其說他想重建一個地方文史傳說，不如說他找到一個鮮明的地域標記，述說一個懷舊的、浪漫的青春時光。

對他而言，對他的滿族血液與台客基因而言，《艋舺》有另一層意義。以下是周日見報的中國時報「名人家族故事」，文末是我執筆的兩篇，高有智的主稿則讓我生長於萬華加蚋仔的妻子，一路讀一路哭。

校內遭欺凌 童星變成太子幫

童星時代的鈕承澤，曾有一段強凌弱的校園記憶，國中時，幾乎誰都能欺負他，直到有天，一名綽號「茶壺」的同班同學「吸收」他當小弟，讓他從此走路有風，也開啟鈕承澤對於台灣角頭文化的認識與記憶。

鈕承澤自小被送進私立的貴族小學，性喜自由的他消極反抗，成績都在全班倒數前幾名；上了螢橋國中，起初就讀升學班，升國三那年暑假，他最親近的表弟即將移民，鈕承澤說服家人，讓他不必參加暑期輔導，於是跟表弟痛快玩了一個夏天。

沒想到國三開學，他因而被分發到唯一的放牛班；鈕承澤說，由於童星的光環，他原本就是眾人欺凌的目標，「每星期週會一解散，一定會有人從背後踹我一腳」，就連國一新生都敢找他挑釁，進了放牛班不久，「有天我坐在教室座位上，一個空奶粉罐就往我頭上飛過來。」

有天，班上有個全校最大咖的「茶壺」找上鈕承澤，問他願不願意跟著他當小弟，同時提出一個誘人的提議：為他討回一口氣。於是鈕承澤帶著「茶壺」，一一去找曾欺負他的同學，說來神奇，以往動輒賞他拐子的同校少年，無不乖乖地立正站好，恭敬地喊他「阿伯」，再也沒人敢欺負他。

由於「茶壺」是當時師大路一帶角頭的兒子，他們也跟著起鬨自稱是「新龍泉幫」，但鈕承澤說，正值青春叛逆的他們壓根沒幹過什麼壞事，頂多蹲在師大路、羅斯福路口，專挑戴大盤帽的高中生幹譙幾句。

也因如此，鈕承澤接觸到台灣特殊的角頭文化，這個他口中「第二個原生家庭」。小時常跟著爸爸逛龍山寺夜市、國中與同學牽著腳踏車勇闖寶斗里探險的鈕承澤，找到他血液裡的台客基因。

對於校園霸凌，鈕承澤認為，青少年常有寂寞、害怕落單、渴望同儕的心理，只要家長多加關注、學校提供富同理心的支撐輔導，青少年也放下恐懼，透過良好管道尋求安全感，就能減少校園暴力，「別忘了，那些欺負你的人也是青少年，也跟你一樣害怕。」

採訪側記︰從小畢到豆導　鈕承澤一路苦追

「身分認同的失落與追尋」，或許是鈕承澤的永恆功課，創作上的，也是人生的。

十七歲演紅《小畢的故事》，十九歲父親住院；影星的光環與家庭的壓力，始終苦苦追逼著鈕承澤。從小愛讀雜書，崇拜外祖父的品格學問，但他功課不好、抗拒學校，卻又敏銳易感，渴望被寵愛。最終，他只能在演戲裡尋找家庭認同，在義氣裡尋找同儕認同，在戀愛裡尋找感情認同，卻又不時對著鏡子自問「你到底是誰」。

「十九歲以後，我幾乎沒戲可演，但在外頭還要硬撐面子，因為我是『小畢』。」於是，鈕承澤每天開車在外鬼混，一群人湊著零錢只加兩公升汽油，直到避震器壞了沒錢修，當街拋錨動彈不得。

另一方面，族群與家世的巨大陰影，是鈕承澤另一個不可承受之重。他自承小時是權貴子弟，年幼時多數演出機會是「媽媽喬來的」；成年後他努力擺脫恩庇，跟角頭兄弟混在一起，講台語跟國語一樣溜，不希望被貼上「外省人」標籤，但一提到外祖父、回到父親的北京老家，他不禁又滿溢著孺慕嚮往。

「這是我一輩子必須面對的。」長達數年的心理治療，鈕承澤終於發現，他這一生的徬徨疑惑，憂鬱苦楚，包括他與母親的關係，都必須透過體諒與和解，他才能鬆脫，才能自由。

從《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到《艋舺》，撇開電影創作與市場觀點，鈕承澤似乎也正透過電影菲林，尋找中年自我與「少年小畢」的和解道路。



別懷疑，這不是台灣鄉間，而是台北市區的四崁仔


繁華一時，而今街角舉目盡是歲月刷洗的舊痕


曾是地區信仰中心之一的大橋教會




站久了於是累了，累了於是素顏斑駁以對


遙望淡水河堤防，裸露肚腸的老舊磚屋，想像百年前千帆來去的榮景

【鈕承澤家族故事主稿】
滿族台客鈕承澤 出大宅、闖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