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S影帶事件至今，幾近一周，我仍處於極大的震撼中，與其說是憤怒、驚詫，不如說是憂焚、感傷。

主要原因是，在台灣浮濫虛矯的新聞台文化裡，TVBS-N媚俗羶腥的程度絕非第一，甚至排不上前三名（三立、東森的長期表現更可議）；相反地，它擁有素質相對整齊的人才、相對合理的鏡面設計、相對嚴謹的編輯水平，也有像詹怡宜、方念華等相對值得尊敬的電視人。

然而，繼瀝青鴨事件後，TVBS又爆出讓人難以忍受、難以原諒的黑道影帶事件，讓人不得不逼視反省：台灣媒體的競爭生態，是否已瀕近集體自我毀滅的邊緣？

套句《無間道》的台詞：「如果有好人可做，幹嘛要當壞人。」反思台灣媒體工作者的集體沈淪、道德真空，首先必須檢視媒體生態的畸型扭曲，一言以蔽之：「市場競爭的焦慮，吞噬了專業倫理的堅持」。

所謂市場競爭的焦慮，略可歸納為：一、閱聽市場的過度飽和；二、收視率／閱報率主宰媒體購買；三、廣告市場消長與傾斜分配；四、港媒文化的推波助瀾；五、缺少合理的媒體退場機制。

兩千三百萬人口，六家全天候新聞台、四家大報，還有夾縫求生的小市場報紙、中功率及低功率廣播電台、網路新聞報，以及全世界密度最高的SNG車，很難否認，台灣媒體處於嚴重「供過於求」的市場競爭，於是只好計較小數點以下兩位的收視率、閱報率。

另一方面，寡占且充滿爭議的收視率／閱報率調查公司，主宰了廣告代理公司的媒體購買規則；再加上十幾年來，整體媒體廣告市場並未明顯增長，電視頻道及報紙雜誌不減反增，戶外媒體及網路廣告又分食廣告餅塊，使得報紙及電視兩大媒體的經營日益艱困，「競爭的焦慮」轉為「生存的焦慮」。

此外，港媒文化的推波助瀾，固然讓台灣媒體經營者正視「企業體質欠佳」、「企業結構老化」、「競爭觀念及心態老舊」等問題，卻也讓媒體主事者急病亂投醫，開始讓「收視率」、「廣告主」在大腦中的優先排序，凌駕「新聞價值」與「新聞自律」。

當上述外在情勢交匯為完美風暴，「文人辦報」、「文化產業」、「專業意理」迅速變成上一世紀的老古董，各種誤以為「因應時勢挑戰」的市場妥協紛紛出現，這些慌亂與妥協，一度讓《中國時報》出現「東海劈腿事件」的頭版報導、讓《自由時報》整編狗仔隊，向港媒看齊，更讓六家新聞台變成《壹傳媒》的宣傳機構，齊心齊聲免費轉載各式奇技淫巧、窺私爆料，而整個台灣島，像極一本書的書名：《偷窺狂的國家》。

然而，我們不以為意。我們一面臭罵著新聞環境惡劣、一面被冊封「腦殘媒體」、「智缺記者」，一面在會議裡檢討收視率如何如何、觀眾愛看什麼什麼、拍火警要取火勢兇猛的角度、拍受訪者要逼到對方流淚或發飆等等等等。

我們在日復一日的工作壓力裡放棄理想、我們忘了進這一行的初衷，是微小但洶湧的正義感，而不是創造零點零一的收視率、我們變成一部停止思考的機器，一部產量很大但產值很小的機器，日復一日採集毫無用途但足以填滿時段或版面的影像，或文字碎屑。

這就是台灣媒體的後現代狀況，我們放棄了意義，意義只存在於微渺的數字裡，只存在於長官會議的嘉獎裡，只存在於採訪獎金的虛榮裡。沒有人教我們說不、沒有人叫我們喊停、沒有人提醒我們「夠了，再一步就要跨越紅線了。」

所以，史鎮康跨過那條紅線。不只他，多數第一線記者若接到周政保的電話，都會跨過那條線，那條我們在學校裡被諄諄教誨告誡、卻在媒體競爭裡遺忘的隱形線。

事件發生迄今近一星期，各家媒體的反應讓人悲觀。史鎮康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人，他只是畸型競爭文化及經營者心態下的替罪羊；五年後，他會變成我們記憶裡的小泡沫，就像王育誠一樣。

五年後，你們會繼續消費著，我們繼續生產著，然後一起坐在電視機前，抱怨媒體難忍的腐敗。

除非，媒體高層確切反省、基層從業者開始說不、廣告主改變媒體購買的方式；要不然，你也可以像他們一樣大喊：「夠了，就是夠了」，並決心開始行動：關機、打電話向媒體抗議、向廣告主表達不滿、投書抗議批評、加入網路串連、說服你身邊的同事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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