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件事相當值得關注。一是強調公共價值的公共電視，提出「收視率兩倍成長」的思惟來提振公視績效；一是以社會科學見長的政治大學，因為「SSCI」 篇數不足，傳言將自五年五百億的資源分配競賽中出局。這兩個事件看似無關，但在兩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收視率」與「SSCI」，都是「數量」化的評量工具，卻能在評鑑台灣的電視內容與學術品質上，不約而同成為決定性因素。    

「收視率」是統計電視收視戶數的百分比，「SSCI」是「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縮寫。台灣電視圈將收視率做為廣告交換貨幣，台灣學界則是以「SSCI」做為學術獎賞標準。「收視率」被認為是符合統計專業的社會調查，收視率高者便可獲得廣告主青睞，更可提高廣告營收，是最實質的肯定；「SSCI」則被視為是學術專業的評價指標，論文只要能夠登在SSCI的期刊，學者個人可獲得學校數萬到十餘萬元的獎助；學校由於SCI、SSCI篇數多，就可在五年五百億的國家資源大賽中立於不敗之地。

由於收視率與SSCI已具成功的指標性意涵，更可直接換算成金錢，台灣電視界與知識界於是把這兩項調查數據，等同於客觀公正的指標，直接決定了台灣的電視與學術文化。

原本應引領電視文化產業的國內電視專業人士，對收視率泰半深信不疑，極少探究收視率調查方法所衍生的各項問題，也從不挑戰收視率與廣告購買掛勾的嚴重性。收視率原只是一項提供廣告主參考的數字，不但調查本身有誤差，適用上也要相當謹慎，但電視圈卻把收視率當成絕對數字使用，並且形成收視率等於「影響力」、「受歡迎程度」的錯誤認知，導致節目品質惡化、電視專業素質低落的惡果。如果台灣的公共電視在力圖振衰起弊的關鍵時刻，竟是複製商業電視台的「成功」標準，遲早將與公共價值產生衝突。

與電視媒體相較，大學追求學術與真理，身負培育未來國家精英的重任，不料竟也出現反智現象。「SSCI」原是跨領域英文期刊所建立的資料庫，期刊審核標準是根據出版相關事宜進行審查，而非文章的品質；即使有不少好期刊納入「SSCI」，亦有其他非學界標準的期刊也會被納入。台灣學界把資料庫拿來做為台灣學界表現的正字標記，變成大家不看內文，只問是不是「SSCI」，已經與大學標榜的精神產生衝突。

提供這兩項「客觀」標準的收視率與SSCI，都是美國的營利公司。從事收視率調查的AGB尼爾森公司之前經過多次併購，公司為維持產業生存，必須在成本與利潤考量下，努力與廣告、電視兩者間維持長期的運作關係，自然不宜扮演評鑑量尺的客觀機構。而發展「SSCI」的美國「費城科學資訊研究所」（ISI），在一九九二年時為美國「湯姆笙總公司」所併購，目前主要是靠圖書館訂購此一資料庫、或是訂閱文獻被引用等資料來賺取利潤。

從後果來推斷，收視率的濫用已經傷害了台灣的電視品質，公共電視是實現電視理想的最後防線，應該更努力以專業自許，迴避收視率的無謂干擾。同樣的，大學盲目崇拜美國學術主流的「SSCI」，已使得台灣的本土研究淪為次級品，未來應有更多元的思考才是。電視代表流行文化，大學是理想的寄託，如今全部皈依了收視率與SSCI，這種結果，何嘗不是電視與知識界怠惰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