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kut校長與原聲合唱團》

----------布農族信心的重建故事

我的朋友Aziman，是個認真種茶的布農族，他在塔塔加一帶有個美麗茶園，遠眺玉山、八通關古道，視野遼闊，但是最近有個不知名的檢察官檢舉他的茶園超限利用，被開出一張六萬元的罰單，Aziman說，「我繳不出來，可不可以給他關好了！」

長年來Aziman在自己土地上種茶，他茶園照顧得很好，也有相當品質。依照原本法令，Aziman土地是可以種茶的，九二一之後國土保育條例規定坡度超過一個限度就不能耕種，而如果原先已種植者，就要以造林做為補償。

Aziman很不解，「這是我父親留下來的土地，如果不能種茶，有些那麼陡的坡，為什麼可以蓋房子…」

在Aziman茶園邊，是一整片又一整片的茶園，都是漢人墾種的，而且，還蓋了幾間在原住民區算是「豪宅」的漢人房，甚至，連「土地公廟」都有了，實為奇觀。

漢人可以進山墾作、大肆開發，Aziman這個原住民在祖居活動之地向漢人學習，力求自力自強，原本合法，突然卻要被罰錢？Aziman不解。

Aziman的困擾有其經濟問題。他在這塊土地上憑著勞力過活，風吹日曬地照顧茶園，一年下來扣掉成本，每月也不過賺個一萬多元，現在一張罰單就夠讓他做半年白工，而且還可以連續罰；Aziman現在希望採分期付款方式繳罰單。

Aziman之所以現在在塔塔加陡坡上種茶，有一段悲慘的故事。因為Aziman家在沙里仙的地，被漢人騙走了。說起這段傷心往事，向來很會說笑話的Aziman還是難掩氣憤。地是Aziman父親的，當年簽了十年約租給漢人使用，依約漢人每年繳交租金，有一年，Aziman大哥要結婚，需要錢辦婚事，父親就想先預支後面幾年租金，想說一次拿齊先拿來辦婚事，結果漢人就騙不識字的父親，帶著印章、鄉公所辦手續，結果這一蓋就成了「拋棄」，「老人家怎麼會懂一張紙代表著一塊地？」

自此，Aziman不願再踏入沙里仙；Aziman父親這塊地，地勢平坦也完整，如今已被漢人經營成大規模的鱒魚場，也養殖經濟價值很高的鱘龍魚。而Aziman只得爬過另一個更高山頭，在塔塔加附近的陡坡上種茶。

而即便Aziman種茶的陡坡上，他的左鄰右舍也都是漢人的茶園，漢人還在陡坡上還有一座大土地公廟呢。早年，原住民沒有土地私有化的觀念，在耕種完一塊土地後，就會讓土地休生養息，換另一塊土地耕種，漢人來了之後開始會把土地「圈」起來，不讓別人進去，Aziman才感覺到有些不一樣了。

罰單對弱勢原住民來說，是不可沈受之重。Bukut校長也說，有次他帶合唱團到台中監獄唱歌給受刑人聽，其中就遇見一些認識的族人，Bukut校長嚇了一跳心想：「這人也沒聽過犯下什麼殺人縱火，怎麼會被關呢？」後來一問才知道，全都是因為繳不起罰單，寧願被關。

一遇到台北下來的我，那時正巧陳水扁當庭獲釋新聞熱炒全國，Aziman直跟我抱怨，「漢人A那麼多錢都不用關，我們為了一點點錢，卻要被關…」Aziman對漢人及其所訂下的遊戲規則，感到很疑惑。

Aziman也有他的自尊，面對山下來的一些朋友說要幫助他，替他繳罰款，Aziman不願接受這樣的「不勞而獲」，他說：關就關吧！認命地等著拘令。

我則感到有些心酸。長年來跑新聞，一碰到環保與經濟的爭議，台北那些多半由中產階級、專業經理人組環保團體，總是強勢地主張環保無上價值，將任何天災肇因簡單地歸給上游濫墾、濫採，彷彿一切都有了解決似的，於是，在山上種高麗菜的、種茶的、種田的弱勢族群全成了該趕盡殺絕、萬惡不赦的淵藪。

於是，路崩了，山上的路不應該修，住在山裡的人應該遷村搬走、應該封山，被劃為保護區就應全面禁絕開發…他們在都市裡享受一切便利與舒適，來自水源保護區乾淨的水，來自水壩發的電，假日有空時他們想上山觀光旅遊看美景，在「環保」之名下訂法律，卻是壓迫山上的另一群弱勢族群，全是犧牲別人生存的權力。

以我遇見的原住民來說，他與這片地相處了數個世代，與土地和平相處，並沒有圈佔土地的意思，卻突然成為都市人眼中的環保殺手、無端地揹負都市人追尋「環保」生活的代價。

環保背後，有時候隱含了最深的階級問題。想像一下，那位檢舉Aziman的人，可能生活無虞，可能還有充足時間遊山玩水、發展自己攝影啫好，他想為他自己及子孫留一片他「心目中」的好山好水，不想看到礙眼的茶園，但他的一張檢舉罰單，卻是Aziman一家人半年生活，或者他得被關上一段時間。

這是真實而無情的世界。我如何告訴Aziman及山上朋友這個漢人世界的階級不平等之真實呢？